回望碑贴刻石在书法艺术史上的传承与发展
从最早出现的甲骨汉字可知，“刻”在汉字初创期就与之紧紧联系，继而从刻篆、刻隶、刻魏碑、刻楷、刻行草；从刻龟甲到刻金石、刻碑、刻帖、刻印章——不管是中国文字字体演变过程中，还是书法艺术的自为阶段到自觉阶段，作为一个潜在推手的作用，都不曾消失过。
相传，“碑”原是宫庙中拴马的石柱，“墓碑”是下棺时的支架，后来才刻字以记事。汉以来，碑石已不是实用性而是纪念性的。
“碑”的刻工很重要，一些碑上面署有其姓名，可见为时人所重。相传颜真卿怕石工不佳，而亲自刻石。可见，“刻”对“书写”的理解和认知的重要。也因此可见，“碑”的书法基本属于“写”的范畴。
“帖”是指帛、竹、纸、简上写的字，随着书写工具的发展，经过历代书家的努力，“帖”也由实际交往工具转变为观赏对象。
“帖”的兴起，大致与行书的发展有关。草出于隶，行出于楷。行、草书是一种简便的写法，作草稿、通信之用。后逐渐被人收藏保存作观赏之用。历史上的契机是魏晋的禁碑运动。王羲之以“字”换鹅，不是当“书”来保存文字内容，而是当用“字”本身来珍藏。王的各帖，只有《兰亭》是好文章，其余其大多内容没有什么意义。
由流连碑碣墓志到观赏名家墨迹，说明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正在不断的深入。
名家墨迹得来不易，保存也不易，普及更难。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碑”与“帖”结合起来，“碑”可以拓下来拿回家中，“帖”也可以刻在石上再“拓”下来保存——“碑帖”终于成了一家。
史传王羲之亲刻《乐毅论》，智永摹刻《兰亭》，至少说明收藏墨迹之风已开。唐代“摹搨”和“石刻”的方法并用，刻石拓出来等于复印印刷——捶拓术已经发明。世传唐拓《十七帖》、南唐《澄心堂帖》果真，由可以为证。现在所能见到的刻拓是北宋的《淳化阁帖》(原石在西安碑林)，是真正的阁帖之祖。而后官私各家帖，包括现在还在出版的《三希堂法帖》，在培养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方面有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阁帖”的流传，本由保存墨迹，后来却产生了另外的趣味，有时候甚至是墨迹所不能替代的，更不是其它印刷方法所能淘汰的——“阁帖”不仅把“刻”的技巧重新“书法艺术化”，而且把“捶拓”也吸收到书法艺术中。成为一种观赏书法的特殊形式，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帖”把“碑”吸收进来，使“碑”的趣味发生了变化，是原石不能具有的趣味。
“碑”成了“帖”，成为“书”的一种，由宗庙山林而置于案头，实物性减少而文化性增加。碑让人震动，帖让人品味。
帖在较大的范围内可以个人所有，这样欣赏者与欣赏对象的关系也发生的变化。山林宗庙之碑是公众的特权的，不是“我”的。阁帖的出现，不但秘玩，还要供赏。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文化态度。“碑帖”与“我”成了一种相对亲切的关系。
“碑帖”的“黑底白字”是原石和墨迹所没有的。即使印刷技术普遍后，阁帖系统仍然使用阴刻文字，可见黑底白字独特趣味的不可改变。
时间久远所致的碑刻文字的模糊，为明清书家所创造的涨墨技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朦胧美，给欣赏者提供了自由联想的空间。
即使近人墨迹易得，仍有将墨迹刻石捶拓的，或许因为，黑字白底平时易见，黑底白字反而难得可贵的缘故。主要的还是“碑帖”的流传，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的欣赏书法艺术的习惯，已不能比别的形式替代。
“碑帖”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种，在中国书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较长的时间内甚至占压倒性的地位。是历史的遗存，是文化的载具，是综合雕刻、书写、文学、历史、捶拓等，集实用、观赏、文献于一身的艺术门类。
位于陕西的西安碑林，是北宋元佑年间，为保存儒学经典石刻“开成石经”而兴建。经过历代的收集，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石质艺术品宝库。上自秦汉唐，下至元明清的名家名作，现存石刻千余方。
本次展览展出的碑帖，主要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集选出中国书法史上各时期的大家的经典代表作品，以供书法喜爱者和从事书法工作的书家观赏和借鉴，以期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传统书法艺术和文化市场的繁荣。
观赏碑帖，有如深夜我们仰望宇宙星空，直觉其浩瀚，深邃，广远……
杨召草拟于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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