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相同］宋太祖赵匡胤，于960年定年号为“建隆”，963年改年号为“乾德”。他发现后宫缴自蜀国的铜镜上，有“乾德”的年号，十分奇怪。问宰相是怎么回事?宰相皆不能答。独翰林学士窦仪答称前蜀王衍，曾称年号为“乾德”(919—924)。太祖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
但据《石林燕语》，指出“乾德”为王衍年号的不是义而是卢多逊。“上(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方此号从古未有。韩王(赵普)从旁称赞。卢(多逊)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信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曰：‘汝争(怎)得如他!’韩王经宿不敢洗面。明日奏对，帝方命涤去。”
宋乾德年间未铸钱币，传世之“乾德元宝”，系五代前蜀所铸。
明熹宗朱由校，于1621年改年号为“天启”。司钥库太监忽于所贮古代中发现“天启通宝，即献皇上。熹宗很奇怪，问左右大臣；何以古钱中会有“天启”年号?大臣都回答不出。有惯于拍马的马上说：这是天赐之瑞!其实，古钱中的“天启通宝”系元末徐寿辉所铸，有小平、折二、折三3种。
传世的“唐国通宝”钱，有篆书大、小钱，楷书大、小钱及隶书背有一星钱，共5种。不铸于唐朝，而系南唐元宗李景所铸。
唐贞观年间未曾铸钱。传世的“贞观通宝”据说是日本所铸。日本的贞观元年相当我国唐宣宗大中13年(859)。也有人说贞观当十钱出于青浦佛塔中。五代十国时，吴越、楚、闽等国皆沿用唐代年号铸钱。叶德辉《古泉杂咏》称，“贞观通宝”文字与“和同开室”开异，当是日本钱。
“天庆元宝”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所铸，西夏桓宗纯佑也铸有“天庆元宝”。辽天庆为公元1111—1120年，西夏天庆为公元1194—1205年。但西夏的“天庆元宝”。反而传世甚稀。
［年号不便铸钱］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454)铸“孝建”钱，为钱文载年号之始。后废帝刘子业景和元年，铸“景和”钱。以后，到唐朝始载年号：“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五代十国也载年号：“天德通宝”、“光天通宝”、“乾德元宝”……。
于是，钱文形成一种格式，即年号加“元宝”、“通宝”或“重宝”。但有些年号，本身有“宝”字。如作“×宝通宝”或“宝×元宝”，则有重文。为了避免重文，不得不避开年号，另拟钱文。如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年间(968—975)所铸钱不作“开宝元宝”，而作“宋通元宝”。宋仁宗赵祯宝元年间所铸钱不作“宝元元宝”，而作“皇宋通宝”。南宋理宗赵昀宝庆年间(1225—1227)所铸钱不作“宝庆元宝”，而作“大宋元宝”；又在宝右年间(1253—1258)所铸钱不作“宝右元宝”，而作“皇宋元宝”。
南宋宁宗赵扩庆元年间(1195—1200)所铸钱没有另拟钱文，只是不称“庆元元宝”而作“庆元通宝”。
［难认难辩的钱］古代的布币，重在铜质和重量，故文字十分简略，有的只是符号标志，日久更为难认。清乾隆朝《钦定钱录》开卷第一品，定为“货币之始”的伏羲币，其实只是一枚春秋战国的普通布币。纂修诸官，把此币正同的“”认为“帝昊”，反面的“水”认为“羲”字，合而为“太昊”。实属牵强附会，贻人笑柄 。
刀币背部弯折成一钝角的所谓“磬折刀”，正面都有一个象画着眼睛的字，历代钱谱多释为“莒”字。近代袁寒云独释为“召”字。张中可认为此种刀由很少在山东出土，而我出土于直(河北)、热(内蒙)，稀之古代地域，当以“召”字合乎情理。
王莽所铸钱币中，除“十布”外，还有一种布币，右作“大黄”2字，左作“布人”2字。古代钱谱释为“大黄布刀”。还解释为：“莽自信言黄虞之后。大黄，莽之自称也。”后张端木、丁传等释为“大布黄(衡)千”。但王莽钱中其他“千”字之一横颇长颇明显，何以此品省去长横?且读法作“右左右左”，至为罕见。读作“大布黄千”，似仍难令人信服。
唐初铸“开元通宝”，或读作“开通元宝”。
“通行泉货”，或读作“通行货泉”。
“太清丰乐”，前人读“天清丰乐”。后人辨“天”字下不应有二点，应释“太”。“太清”年号凡二见：前凉张天锡、南朝梁武帝。
“咸通玄宝”，洪遵认为唐咸通年间所铸后认为应旋读，是“咸玄通宝”。
现在收藏古钱的人，手头都有一种“宽永通宝”，而且都知道是日本钱。但在清朝乾隆年间，竟是满朝文武不知“宽永通宝”的来历，只知此钱流行于沿海地区，疑系沿海有人私铸。即下圣旨命江、浙、闽诸省督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各省立即明令各县查办。在江苏某县幕僚汪辉祖，知道这是日本钱，并指出朱彝尊文集内载《吾妻镜》一书，有宽永3年序，徐葆光《中山(琉球)传信录》中载：中山市皆用“宽永通宝”。两江总督尹继善对汪辉祖大为赞赏，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读书人。”即与江苏巡抚庄有恭联奏：此钱乃东洋倭人所铸，由商船带回，漏入中土。复奉旨严禁商船携带倭钱，零星散布者官为收买。
［男钱、女钱］唐段成式《戏高侍御七首》有句：“诈嫌嚼见磨衣钝，驻带男钱压低。”什么叫“男钱”?洪遵《泉志》厌胜品有“男钱”，正面篆为“布泉”2字，说明：“旧谱曰径寸，重四铢，悬针书，文曰‘布泉’。世人谓之‘男钱’，方佩之则生男也。敦素曰：径寸一分，形制精巧，字体与‘货泉’略同，疑王莽时铸。后周也有‘布泉’，字皆玉筋(篆书名)，与此相并，殊不侔(不同)也。”叶德辉称“布泉”有2品，一孔缘作双线，一面文穿孔四出。
既然唐时已有“男钱”之钱，则绝百指后周所铸者。《辞源》称唐前“布泉”为南朝梁武帝时民间私铸丰货钱。其说根据《通典》、《文献通考》。所谓“丰货”钱，系十六国时后赵石勒所铸。后人称“富钱”，谓得此钱能致富。可见“丰货钱”也是厌胜钱的一种。“丰货”与“富”，在字义上有关联；“布泉”与“男”，又有什么关联呢?
不仅有“男钱”，还有“女钱”。《隋书·食货志》云：“(梁)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梁武帝萧衍铸有两种“五铢”钱，一种方圆两周都有廓，一种圆周无廓。时人称后一种为“女钱”。何以称“女钱”?蔡云耕解释为“物之弱小者可称为女，而壮者即可称为男。”他的根据是《毛诗》“女桑”的注疏为“柔弱”之桑。城垣上的“女墙”指卑小的墙。
但是，当时并未称方圆有廓的“五铢”为“男钱”。何况“男钱”的作用是“妇女佩之则生男”。可见“男钱”和“女钱”的称呼是在不同构思下分别出现的。
我想称“布泉”为“男钱”的原因，应是生殖器崇拜的遗风。试看“布泉”二字篆文有7笔下垂，令人想起男童生殖器。这种遗风，有似“摸秋”。旧俗认为，妇女秋日暗至男中摘瓜而归，甚至摸大门的模钉，则会生男。
［僭伪钱］古史讲正统。在一国或一个大区域内，只许有一个王。群雄角逐，“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王铸的钱是“正品钱”，“寇”铸的钱便叫“僭伪钱”。物以稀为贵，“僭伪钱”时短量少，反为后世所珍。
唐“安史之乱”，史思明销毁洛阳铜佛，铸“得壹元宝”。
“得壹”并非“僭伪”的年号，可能是根据《老子》：“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而命名。其党认为“得壹”非久长之兆，乃改铸“顺天元宝”。这两种钱的文字模仿“开元通宝”、“元”字也左挑。宋沈括《梦溪笔谈》：“熙宁中，尝发地得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壹’。当时在庭(诸大臣)皆疑古玩‘得壹’年号，莫知何代物。”乾元至熙宁才300多年，况《唐书·食货志》有明确记载，在朝大臣已搞不清“得壹元宝”，实属好笑。清戴熙《古泉丛话》云：“顺天易得，得一难求”。有人以3万钱换1枚“得壹元宝”。但后世出土，此钱反较咸丰时多。
宋刘豫有“阜昌元宝”及重宝、通宝3种。每种又分篆楷2式。6品很难集齐。近代张可中以70金(钱元)得楷书通宝1枚、40金得篆书元宝1枚。赵汝珍《古玩指南》提到，“阜昌通宝”每枚值银洋100元。
元徐寿辉有“天启通宝”、“无定通宝”、“治平圣宝”。天定尚易得，天启则被藏钱家视为“吉光片羽”。
元韩林儿有“龙凤通宝”。分小平、折二、折三3种。
元陈友谅有“大义通宝”，分大、小2种。
元张士诚有“天佑通宝”。背面有篆文一、二、三、四、五记值。张可中以34金得一、三、五3种。
明李自成有“永昌通宝”。分大、小2种。
明张献忠有“大顺通宝”。1976年成都南郊出土“大顺通宝”25公斤。部分钱币背面分铸“户”、“工”2字。
清吴三桂有“利用通宝”、“昭武通宝”，耿精忠有“裕民通宝”。
清太平天国有“太平天国”等钱。
40年代，苏州发现“栋臣通宝”，搞不清是什么年号。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提到清末余栋臣的川南领导农民起义达9年之久，势力达到数十县。遂定此钱为余栋臣所铸。
有一种“汉兴”钱，文作小篆。顾恒定为汉初所铸，洪遵也仍其说。《钦定钱录》序言指出：“东晋成帝咸和十三年，蜀李寿改国号曰汉，改元汉兴。则应为李寿铸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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