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老广州来说，当看见艳芳照相馆从热闹繁华的中山五路迁到冷寂的朝天路那一刻，就预感到“艳芳”的好日子似乎走到头了。这话听起来不无伤感，但是随着店铺的迁移，新千年后数码相机的兴起，帮衬传统照相馆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艳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冲击，成为了信息社会一个郁闷的陪衬品。
提起“艳芳”，老广州人很自然地会把它跟陶陶居、莲香楼、致美斋、皇上皇（腊肠）等等的老字号相提并论。同样地年月悠久，同样地曾经辉煌，同样地亲切熟悉，同样地温暖如春。这就是老字号的感染力，一份用时间和生命凝聚而成的魅力，有声有色。数数发生在老“艳芳”身上的故事和人物，足以称得上是一部我国近代史名人群像的迷你版。在那风雷激荡的岁月里，“艳芳”曾为不少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留下动人的瞬间——受邀拍摄孙中山、宋庆龄，为鲁迅、许广平留影，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广州民国日报》拍摄重要的新闻照片等等，都是“艳芳”这间百年照相馆沉积下来的熠熠光芒。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艳芳”的摄影师常被邀请外拍，留下大量有历史价值的纪实照片。最出名的莫过于1923年8月11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与官兵的纪念合影。当时，孙中山重返广州，重组军政府，对自己曾浴血奋战的永丰舰印象尤深。在这张照片上，孙中山和宋庆龄站在众多官兵中间，想必是令人难忘的一刻。“艳芳”摄影师还为孙中山拍摄了一张大半身像，并放大。后来，这张照片悬挂在“艳芳”大厅，供人们瞻仰。1927年，鲁迅先生南下中山大学任教。其间，他游览羊城风光，并在艳芳照相馆照相。照片中鲁迅先生身穿长衫，闲适地坐在椅子上，脸颊瘦削，双眼安然注视着前方。齐耳短发的许广平，站在他的身后，端庄而安静。这张经典照片后来被摆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据说当年曾主持粤政的官员李济深，也常到“艳芳”拍摄照片。风云际会加上名人光环，使得“艳芳”的名气非同一般。据照相馆老员工回忆道：“艳芳”在上世纪20年代已颇具规模。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照相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普及，不少家庭的大事喜事都喜欢到“艳芳”照相馆拍照留影。比如四代同堂的全家福、喜气洋洋的新婚照、新生婴儿的满月照等等，“艳芳”都是人们的首选。
当写作此文时才猛然发现，我们家跟“艳芳”也有着很深很浓的交情。除了记忆最新鲜的，是我家80后小妞的满月照。那一年我们像不少同龄的新爸妈一样，抱着熟睡襁褓的初生婴儿到“艳芳”拍满月照。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对年轻父母在那里排队等候。摄影师傅一边为正在拍照的小孩子逗笑，一边提醒我们赶快把小孩子拍醒，否则没办法拍照。这时我们才开始对小孩子又是轻轻拍打又是柔柔呼唤，才发现要把熟睡的婴儿弄醒跟要把他哄入睡同样地困难，不少爸妈都是花上近半小时才把小孩子唤醒拍照。当看见自己出生才一个月的宝贝坐在了特制的大椅子上，傻傻地面对闪光灯时，我想所有父母的心那一刻都如海般温柔。再倒数过去的是，我扎着两根小辫子抱着洋娃娃的幸福童年照；剪成短发的少年红领巾照（同时还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父母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的全家照；“文革”后爷爷从乡下出来看望他从未见面又已经十多岁的孙子的全家照……老照片中，竟是我们小家和大家一起走过的日子的一份宝贵记录，一个经典缩影。在那里，我看见了自己昨日的成长，看见了父辈深沉的期许和在天堂的目光。那一个夜晚，我被这一份远去而又突然而至的交情感动了，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诚然，如照相馆这样功能性强的老东西，或许注定逃脱不了被高科技淘汰的命运。那么，即使是繁华褪去之后，留给我们的将也是一份永远抹不掉的怀念和记忆。这应该就是“艳芳”留给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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