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谢辰生是一件“文物”并不为过，1922年出生的他是新中国《文物法》起草人之一，曾长期师从郑振铎先生。作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90岁的他在文物界德高望重，一直以敢言能行著称。
对于文物保护，谢辰生自承是个“老顽固”，因为他认为在文物保护上“顽固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谈起北京故宫，在提出与国家博物馆(微博)联手布展的建议后，谢辰生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也分析了故宫此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故宫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人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问题，仅仅停留在对文物保护或故宫管理等方面是不够的，“应当从根本上进行反思，故宫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偶然的，问题的本质在于今天的社会有问题，拜金主义腐蚀了文物界。”
记者：从前几个月故宫的“十重门”，直到上个月杨伯达的“鉴定门”，您如何看？
谢辰生：其实我对故宫出这么多事也很奇怪，我之前一直以为故宫不会出事的。对于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解释与道歉，我也看了，总体上还比较诚恳，他还算是文化人，故宫的问题根子在市场经济的泛社会化。
记者：故宫隶属于文化部，在业务上也受国家文物局指导，但一直到现在，好像还没听说文化部或者国家文物局对故宫进行检查，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谢辰生：这些事的微妙处就在这里，到目前为止，国家文物局也没说查，文化部也没说查，但我认为国家文物局应当会有动作的，按照道理也必须要有动作。
记者：说到检查，此前曾有故宫1997年在拍卖会上购买的五通宋人书札又卖出牟利的说法，事实上，故宫《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和官网“院史编年”栏目有此项收购的记载，但郑欣淼院长前不久表示“这是由于我院当年整理院史大事记查阅公文档案时，误以当时上报申请经费文件为依据造成的”，您能理解吗？
谢辰生：这件事确实让人难以理解，这五件宋人书札你已经登在故宫出版的书上了，怎么可以说当时是误登记呢？说不过去的，我不说别的事，就这件事而言，我觉得应当找一个别的机构来彻底地调查，独立公开公正地调查，而不能仅仅是故宫单方面解释或自查。宋人书札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事实问题。《文物法》对于这类事件由谁查没有具体规定，但我觉得这件事的解释多少有破绽，至少目前，纪委监察部门是可以介入调查的。
记者：故宫的专业性方面备受诟病，您认可吗？
谢辰生：有些方面不专业，现在故宫进了一大批新人，而老的那一批总是要退休的。听说压碎瓷器的那个工作人员刚离过婚，心情不好，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
记者：您对郑欣淼提出的“故宫学”理解吗？
谢辰生：《故宫学》这本书他们送过我，我还没看，也说不清，郑欣淼对故宫文物保护还是重视的，他还是个文化人。他上任后，很明确地说“故宫没有非文物”，也就是说故宫哪一件都是文物，我是赞同这句话的。
记者：故宫的管理您了解吗？说到“非文物”，在故宫曾有过一段对“非文物”文物处理的时期？您如何看？
谢辰生：故宫如何管理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前与故宫还有一些交流，但这几年基本没有交流。谈到对所谓“非文物”的处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大量文物被视作“非文物”出售的历史，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他懂文物的，说不行啊，得追回这些文物，后来也追回了不少，但也流失了一些。故宫重新开放后也有过一些“非文物”的处理，当时有高层领导还要拍卖故宫的物品，说东西多了可以变卖，还要把故宫改造成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饭店，当时我们顶住了，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坚决反对，都强硬顶住了，那些胡来的最终没有成功。
记者：但现在和当时高层要故宫商业化不同的是，故宫内部自发的商业化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建福宫事件，还是鉴定专家走穴，都是如此。
谢辰生：这个就是市场经济泛社会化在故宫的反映，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泛社会化，就是功利之风，当时要拍卖故宫物品的高层领导，那是不懂文化，而现在则是市场经济的泛社会化腐蚀了一切，这也包括故宫，怎么可以一切向钱看呢？文化产业的内容必须是文化的，博物馆绝不能产业化，如果为了挣钱，那是大错特错，为大款服务，我坚决反对。
记者：那么您觉得故宫的问题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
谢辰生：当然是人的问题，但人的问题依然是表面，根本的还是体制。我过去对故宫印象很好，但现在的故宫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怪的事件，我觉得是体制导致的社会风气在故宫的反映。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什么，搞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与以前相比，人变了，思想也变了，所以这就带来了麻烦。搞阶级斗争那会也有很大的问题，但当时的问题对人心的冲击是表面的，是外伤，而现在的拜金主义、功利之风却是内伤，这种伤也很难恢复，所以表现出来就有很多“人的问题”，比如，员工不像以前那么敬业，比如，食品安全事件，所谓“人心不古”，这很让人无奈，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风气，故宫的问题也不会真正解决。
记者：也就是说故宫就是当下社会的缩影，故宫现象不是偶然的？
谢辰生：对，现在并不仅仅是故宫，很多的问题分析下来，都是利字当头，其实是当下的社会风气使然，这很危险。今天的社会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很多地方都是口上一套，实际行动又是一套，言行不一，官商勾结，都在逐利，一直这样下去，人心都没了。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但很悲观。
现在的人不像过去的人，没有一种玩命的责任心，有些部门出了事就是瞒，和故宫一个路数，都是风气使然，再比如说钱塘江大桥，三桥引桥今年塌了，听说距离建成通车不过十多年，但茅以升修的钱塘江大桥70多年来连大修都没修过，这是什么道理？人心不同，责任心不同。所以，反思故宫也要从根本上反思，从大环境上反思。
记者：您是不是认为要重建一种价值体系？
谢辰生：中国之所以历经几千年并维系到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的发展其实是错失方向，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精华都被当下的人抛弃了，所以我说“人心不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下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
记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故宫的问题是由于博物馆改革没有到位，您认可吗？
谢辰生：我不认可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刚才说了，根子的问题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人的问题。单靠市场经济能行吗？只靠利益驱动能行吗？古人早说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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