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会说客家话不一定是客家人，就像会说英语不一定是英国人一样。客家围屋是客家文化最具标准解释性的符号形态，谓之“围屋性”。
围屋集家、祠、堡一体，有极强的家族性，围屋有“祖堂”或“祠堂”，是重要仪式的场所血缘关系的纽带，平时各自为政，祭祖行礼是大家族所为，当外敌入侵时又成为一个战斗集体。围屋有碉楼、射击孔等，故又是“堡垒”。
什么叫客家文化？中原南下的迁徙性，加上由家族性、祖祠性、战斗性构成的“围屋性”道出了客家文化的真正本性。客家围屋始见于唐宋兴于明清，分同心圆型、半圆型、方型三种，四角楼是方型围屋的一种。
讲“围屋性”须讲“迁徙性”，两晋至唐宋因战乱饥荒，中原汉人被迫南迁，至明清历史有记载的大规模迁徙共五次。客家先民流落南方因平坦地区有人居住只好迁流山区，当地官员记为“客籍”、“客家”，此为客家人称谓由来。围屋是为抵抗外敌或野兽侵扰构想出来的一种家族性生存形态。迁徙中遭遇的艰难困苦，其危险性足以使整个南迁家族毁灭。围屋通过祖祠血缘力图使家族不会离散，围屋的战斗性以防御为主保证家族安全。围内居民对外时非常团结；围内会有矛盾，“祖祠性”的作用是以族规化解矛盾，违反族规的将被惩处，严重的予以“驱族”，极端的甚至“猪笼沉潭”，通过严格的族规保证围内生存秩序。
不理解“围屋战斗性”的话，那么对客家文化充其量是一知半解。英国十八世纪有一个哲学家叫霍布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圈地运动”造成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日益激化，霍布士面对人如狼虎的利益追求提出“在狼的社会只有把自己变成狼”。客家人的生存智慧在“围屋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把当下的安全与未来的“反客为主”都构建在围屋里。客家先民一方面以先进的中原儒家文化教化影响当地；另一方面采用“五年建一围屋”、“十里修一围屋”的方法，不断在时间空间上扩大占领地盘。不同姓氏的客家移民均采此法，形成更为庞大的客家群体。
围屋可攻可守同时又支撑着劳动生产和繁衍后代。客家先民的迁徙弱势却因围屋智慧谋略得当得以改变，最后当地土著要么与其相融，要么被挤到边远深山。于是，千年间客家人遍布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四川、贵州、海南、台湾等地。江西福建是客家人开拓的最早领地。太平天国洪秀全祖籍梅州后迁花县，共同谋事的主要将领均为客家人，客家族被世界关注是起因于太平天国事件，此后有研究客家人的“客家学”。千年来这支忍辱负重、受尽欺凌的迁徙客人怎能一鸣惊人、“反客为主”？
看看近现代史，从洪秀全、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朱德、叶剑英、叶挺再到新加坡的祖籍大埔的李光耀，现今泰国两任总理祖籍梅州的他信兄妹等，仅梅州大埔县，国共两党军队就有一百多位该县客家将军，其中有抗日名将罗卓英。目前全世界二千多万华侨有超过一半是客家人。是“迁徙性”给了客家人闯世界的勇敢，是围屋文化使客家人更能团结凝聚人气，并最终以“围屋战斗性”影响改变世界。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如此重视根据地，既是军又是民，又生产又战斗，这恐怕与“围屋战斗性”智慧方略有关。毛泽东的远祖是江西客家，即使没直接关联，换句话，客家先人的“围屋战斗性”早有根据地意识雏形。邓小平的祖父江西客家被清廷派四川做官，朱德原为广东韶关客家随父迁川。讲到战斗性，特别要讲“大脚”客家女，宋明以来，北方及南方非客属妇女多有缠小脚的习俗，但客家女须和男人一样为迁徙风险战斗，她们放开大脚既为生产者又是保卫围屋大家庭的战士。太平天国里，有相当多广东、广西、江西客家女“木兰从军”，作战十分勇敢，清政府称“大脚蛮婆”。“围屋战斗性”还表现在它是中华方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杰作，它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化解种种危机。客家人的根据地意识和战争动员能力是客家人反客为主的根本保证。
以千年为度，九百年为“前世”，近现代一百年则为客家人的“今生”。中国千年文明迁徙史中，“围屋”为客家人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我期望珍贵的“围屋性”文化能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今天仍为客家人存一分迁徙的怀念，永保家族般团结和谐，永保坚毅忍耐持久勇敢的战斗方略，并由此去迎接围屋精神现代性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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