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花舫

广州的花舫，始自何时，已无处考证。但唐、宋、元、明、清历代骚人墨客描写花舫名妓、诗酒唱酬的歌词文章，难以胜数。这类香艳故事，只不过是文人雅士对太平盛世繁华景象的点缀。广州花舫虽没有秦淮之盛，出现也可能没有秦淮之早，但集妓院、酒楼于一身的花舫，到清代已相当鼎盛。清代乾隆年间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江畔潄珠涌口兴建的“潄珠桥”，是珠江花舫麇集之地，桥畔就是广州四大丛林古寺之一的“海幢古寺”，当时的潄珠涌还未淤塞，而海幢古寺的规模则大于今日的海幢公园。此地笙歌夜夜，酒地花天。清人周寿昌对它的的描述是“珍馔毕备，一宴百金，笙歌彻夜，风拂涛涌”。《羊城竹枝词》黄云卿描写花舫歌妓的幽怨更可为佐证：“依依人隔潄珠桥，桥短情长恨那消，消恨拟栽红豆树，相思红豆种千条。”

珠江横贯广州市区，水道交通发达，船舶往来如鲫，17～18世纪，北岸是商业中心，而南岸则花舫云集。夜幕甫临，两岸华灯齐耀，波光粼粼，繁星熠熠，除了潄珠桥畔的大型花舫外，更有流动性的小型花舫，广州人称之为“紫洞艇”。所谓小型，只是比较而言。其实船体不小，布置幽雅，厅房俱备，设有专厨，既可泊于岸边，也可江中游弋，名妓侑酒。全盛时期，不少紫洞艇还自蓄有一二歌姬。清末，业务变迁，不再自蓄。《羊城竹枝词》里胡鹤形象地描绘了这些“紫洞艇”的情景：“碧云如水月如烟，紫洞船多泊海边。艳拥珠娘弄弦管，二弦哀怨过二弦。”还有刘玉山描写珠江花舫歌妓渴望爱情的心声：“海漏红灯船漏花，珠江月印纱窗纱，阿侬似水郎似月，夜夜江心涌月华。”上述那些“竹枝词”除了都从正面实写了广州花舫、紫洞艇的繁荣景象外，还说明了原来“花事”盛在河南（区），并非某些今人设想都在河北（区）。

迨至清末，广州花舫始渐转移到现今东堤一带。原因之一，是当时广州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几乎都集中在珠江北岸，而新兴的比花舫更豪华更大型的酒楼也在北岸堤畔一带诞生，交通便利安全，这就大大影响了花舫的业务；其次是花舫本身具有难与陆上酒楼竞争的弱点，例如营业时间短（只在夜间），维修费用大，客容量比陆上酒楼小得多，经营范围狭窄，再加上潄珠涌也逐渐淤塞等等，令珠江南岸花舫，难逃被淘汰的厄运。民国初年，广州花舫仅存泊在东堤的“合昌”与“琼花”两家，均称为“帮”，两帮均蓄妓逾百，各住小艇（船）。小艇装饰，略似香闺，相对排列整 齐，中以浮桥为通道，直达大型花舫。这两家花舫格局，厅、房俱备，富丽堂皇，可与酒楼媲美。不同的是它仍然只能在夜间营业，日间休息，囿于客观环境，消费要比陆上酒楼高得多。然而由于广州工商市集日趋繁荣，人口越来越多，而花舫越来越少，且均已移至北岸，交通安全方便，与陆上无殊，故也不乏公子王孙、富商巨贾、当朝政要、墨客骚人等频频光顾。“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风流韵事，固足怡情，一掷千金，更无吝啬。画舫作为酒楼行业的特别一员，是由于它除自“蓄”妓女外，还经营酒楼业务，妓多能歌善饮，貌美年轻，玉照芳名，装帧成册，供顾客“按图索骥”。

画舫业务在筵席方面，与酒楼无殊。宴席之前，多开雀局。筵席售价，比酒楼要高得多。它的费用税收，也比酒楼要大。这种酒楼妓寨，合二而一的经营，是合法的，是受当时政府保护的，一般在政府应税额外加10%，给当地治安机关，作为“保护费”。当然，经营此业的老板，恐怕亦非“善男信女”，白（官）黑（贼）二道，都要讲讲“交情”，一旦“侍奉”欠周，十分容易招来恶果。

民国15年（1926年）3月11日，广州《公评日报》载：“东堤河面，合昌帮妓艇，接打单（勒索）匪函，寻花者多转而他往。水警十二区分署，接报案后，特加派武装警察，驾轮在东堤巡逻，直至天明……”

画舫的侍应（服务员）全用男工，上菜时亦由男工传递，应召妓女，必须在厅房门口挂牌，以备税务检查，客有携眷同饮者（多为姨太之类），须先登记，以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