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文化，历来不是封闭型的文化。从国内来说，广东吸收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并改造了南越族的风俗习惯和“刀耕火种”或“水耕火耨”的农业。特别是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后，广州又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之一。
汉朝以来，广东先后从国外引进了茉莉花、素馨花、海枣、古度树、底称实、芒果、菠萝蜜、番石榴、番荔枝、花生、玉米、烟草、番薯等许多花果木与农作物品种。丰富了广东的花果木和农作物的种类；东吴以来，佛教和伊斯兰教先后传入广州，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又传来了基督教。如广州的六榕寺、光孝寺是广州的佛教名寺，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的清真寺之一，肇庆的仙花寺，是在广东陆地上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特别是西方传教士还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仪器以及欧洲的绘画和塑像。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还在广州创办了“眼科医局”—— 中国第一所眼科医院，并传来了种痘的书籍。此外，还在澳门和广州出版了最早的《华英字典》与用汉文泽出的《新约圣经》等等。
东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明清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人们扩大了视野，增长了地理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学到了多种外国语言文字。所以广东人民和有识之士，对西方的有益的文化表示赞赏和自动加以吸收。例如，“广彩”的绘画，仿照了西洋的画法；一些建筑物，仿照了西方的建筑风格；一些工匠仿造了自鸣钟；一些商人拿出钱来请人学种牛痘；一些少年和儿童进入洋学校或读书班学习；道光《广东通志》在介绍了西方国家生产的自鸣钟、风琴、铜弦琴、玻璃镜、千里镜等多种产品之后，加上按语说：“大西洋设奇器科取士，所以器用精巧，不可殚述。这个颇为中肯的按语，反映出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面对当时的现实，产生了对中国旧的教育制度的动摇和对西方新的教育制度的向往，并且在行动上创设学海堂，增设天文、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渐加剧，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频繁，而广东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吸收更居全国之先。嘉应州人谢清高于1820年刊行的《海录》，可以作为鸦片战争前夕国内最先介绍世界概况的著作。广东人乃至中国人略知世界大事，应从阅读《海录》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东爆发之后，广东在与外国人的对抗和接触中，对外国的科技文化更有所了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明智地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组织人力编译了较系统地介绍西方情况的资料《四洲志》。正是凭着广东这个面向海洋的窗口，林则徐成为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也是第一个向西方学习文化科技的人物。
随着鸦片战争和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广东被迫对外开放，最早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人民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凌最早、最深、但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最早、最快，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企图引进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的爱国志士。他们被列入“先进的中国人”的最早的行列。
根据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占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西方列强可在中国设教堂和自由传教，可办医院、开学校、设报馆。广东受影响最早、最大。人们受西方文化科学的刺激，日渐觉醒。广东的有识之士，通过外国的传教士、医院、学校、报刊，先是学到了西方的科技知识，继而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学说，鼓吹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在广东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新闻报刊，最早的科技人员，最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留学生的先驱者是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容闳。他于1855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对西方文化的传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又是近代中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的提倡者和组织者。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工程师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南海人詹天佑。他为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殊勋。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制造者、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是侨居美国的恩平人冯和。他是我国“航空之父”，并且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总之，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政治观念等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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