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随便，为人朴实，谈吐随和，走在大街上就像随处可见的心宽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这就是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不经意间“玩”出了一片新天地。
6年前，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克劳斯亲王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一人，荣誉奖10人。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这一年，该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所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到鼓舞。
2009年11月28日，这位95岁高龄的“中国第一玩家”在北京辞世，去和在天堂等待他6年多的爱妻袁荃猷相会了。
几经起落的人生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的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的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离开了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岗位。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鸣放会上提出“三反”运动不应该大搞“逼供信”，不应该没有确凿证据就给他扣上“大盗宝犯”的帽子关进看守所；更不应在公安局已经作出没有盗窃文物的结论之后还被解雇，通知他去劳动局登记，自谋职业。他提出应抓紧培养文物工作干部，否则将有青黄不接之虞。他还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建议对明式家具加强保护和研究。这一切在当时已经足够打成“右派”了。
可喜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王世襄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包括《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这近乎奇迹般的成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折服、感动。
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不容分辩地被划入“四旧”之列，并随时可能在乱哄哄的抄家中遭到毁坏。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所在单位的反动派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面对“浩劫”，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曾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很坎坷。‘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王世襄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幅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
后来，他的夫人袁荃猷在团泊洼干校劳动，忽然得了精神分裂症，单位打来电报催他去看看。他当时身上只有25元生活费，赶紧借了一点钱准备应急，没料想请假时军宣队竟不批准。王世襄无奈，只好打电话托北京的朋友前去代为探视。好容易等了两年，他才被恩准可以探亲，岂知到团泊洼的第二天，咸宁干校就来了电报。他火速赶回向阳湖，一问事由，才知道是因为报载基辛格的助手黑格来华访问，军宣队怕有“特务”嫌疑的王世襄与之挂钩！王世襄曾感叹道：“这真是太无人情味和幼稚可笑了！军宣队也确实看得起我，虽然解放前我被派往美国考察博物馆一年，但别说黑格，白格我也不认识呀！”
鄂南咸宁，山青水秀，一派典型的南方田园风光。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出生在书香门第的王世襄终有一个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感到周围的山水，放养的牛、鸭、猪，都是那么亲切可爱，那么充满情趣，那么富有诗意。在这里，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在向阳湖菜畦边，他曾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身在农村，王世襄眼中见到的塘边荷叶田田，湖岸杨柳依依，就像宋代大画家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是那样的妍丽恬静。他陶醉于大自然的湖光山色，自有无穷乐趣。一首《养牛》诗中，他这样写：“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不仅如此，他一有闲暇，就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乐此不疲。期间，他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人们的狂热已经过去。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此书曾于1958年完成初稿，并刊刻油印问世。1962年，他回到文物部门后着手补充修订，直到“文革”前夕。
回首一生，王世襄生前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在日本投降后为国家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成为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被广泛引述。
玩物不丧志
编著画传《王世襄———找一片自己的天地》的作家李辉曾说，在众多文化老人中，王世襄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另类”。他在京城有“大玩家”的美称，就是这个玩家最终成了收藏家、学问家。
王世襄的少年时代是无忧无虑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长在京城的官宦之家。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威震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他们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说到为何没走上与先辈一样从政的道路，王世襄曾笑言：“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不如学一门技术。”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其父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授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他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常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曾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燕市少年”崭露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在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原来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教室温度当然比外面高，蝈蝈在他怀里呆得挺舒坦，自然要振翅高歌。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精力旺盛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至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才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王世襄的少儿时期在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过得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先养鸽子，用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年后，他还趣味盎然地回忆：“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poor，差等)！’”由此可见，王世襄当时对养鸽入迷到什么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其间，北洋政府的垮台，国内的连年内战，日本人在东北、华北的步步紧逼，似乎都没有触动这个京城少年。玩，成为他这一时期生活中的主旋律。
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不少玩得有名气的朋友。正是在这些广泛的交游中，他逐渐消除了世家子弟身上的傲慢习气，多了一些平民气质。在顺其自然的玩乐中，他增长了见识，强壮了体魄，陶冶了性情，培养了专注、痴情与执著，铸就了豁达乐观的性格。而与那些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称兄道弟，也让他学到了许多玩的艺术以及人生哲理，于他后来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大有裨益。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曾说，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王世襄的玩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片，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王世襄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玩还能陶冶人的性情，让人长寿。正是因为喜欢玩，王世襄才能到90岁时还不觉得自己老。有人说他是生活的美学家和哲学家，是生活的艺术的实践者。
君子何必远庖厨？在传统文化的视野里，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棋先生所推祟。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之一，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亲自挑选的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而品过其所做菜肴者，无不自此“三月不知肉味”。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儿都行。各帮菜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莱，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搪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家一抢而空。他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自称为“琴奴”
正如李辉先生所言，2003年这个秋天，是王世襄先生悲欣相交的季节。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也在这个秋天，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一——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在10月宣布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他，奖金为10万欧元。
王世襄对获得此项殊荣感到高兴，他认为自己60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过世之前，袁荃猷已经知道他将获此奖，并十分赞成他将全部奖金捐给希望工程，建立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王世襄与袁荃猷于1945年冬在相恋5年后结婚。知书达理的袁荃猷，不论王世襄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支持着他，理解他的追求，成为他躲风避雨的最好港湾。
2003年11月26日，在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气势如虹。专场所展示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皆为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选择的文物精品。王世襄曾说：“俪松居的珍藏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发挥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也许这就是王世襄为何要筹办这场拍卖会的原因。
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积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这些藏品不称王世襄收藏，而称俪松居收藏，这里又蕴涵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如所藏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等唐、宋、元、明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袁荃猷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造诣极高，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为精进。袁荃猷弹琴，王世襄则为其服务，自称“琴奴”。后见一铜炉本无出奇之处，唯其底款方印为“琴友”二字，王世襄便欣然收藏，足见先生内心之细腻和对妻子的深情。“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翠戒3枚换得。
拍卖会上，此琴以250万元底价起拍，最终成交价891万元，创造了中国古琴拍卖世界纪录。
王世襄学识渊博，极富才情，其文章诗词通畅晓达而富有哲理，同时又真情毕露，令人过目难忘。王世襄对藏品观察之敏锐、鉴别之精妙、取舍之独到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嘉德所拍之俪松居藏品几乎每件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著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令读者观之心动。《自珍集》既开启了文物图录的一种独特的全新面貌，也为藏品被世人所认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收藏家说，俪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无《自珍集》的诠释，其市场表现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收藏家们收藏的还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俪松居藏品拍卖的大获全胜令收藏界兴奋不已。2004年初，中国嘉德举办迎春书画专场拍卖，图录中将王世襄的另外一部份书画藏品标以俪松居所藏。王世襄不悦而断然将参拍藏品全部撤拍。这批参拍书画本不乏高其佩、金农、陈曾寿诸名家作品，何以不得进入俪松居？王世襄认为，这些书画只是家藏之物，但不符合俪松居的收藏品位，断不可与俪松居藏品相混淆。王世襄对自家藏品分类的认真与执着，令人感叹。
在“偏门”与“冷门”中摸出门道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也需要对实物进行观察。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往往要抢在被家具铺买去之前下手。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鲁班馆家具店，晓市的旧木料摊，打鼓收旧货的人家，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子垫在炕沿上当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王世襄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隔三差五就到梁家。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跑了二三十次，最后他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老先生对这对杌凳格外看重，买回去后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了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言，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为什么能吸引着王世襄60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王世襄说：“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鸡翅木制作的家具，天然纹理，尤为华美。但是到了乾隆时代，风格大变，为了样式新奇有时竟采用不合理的结构，结果是雕饰繁琐、华而不实的家具竟成了主流，明式家具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到这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编著的《明代家具珍赏》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或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王世襄十分重视木工技法和保存在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因为这样的活材料是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的。认识王世襄的朋友，在早年经常看到他穿着破背心短裤，和北京鲁班馆的老师傅促膝讨教。面对着不同的家具，一个个部位，一桩桩做法，仔细询问，随手记在小本子上，回家再整理，不懂则再问再记，直到了然于心，然后再用文献古籍上的记载相互印证。《明代家具珍赏》一书书后所附有的许多诸如“罗锅枨”“鼓腿彭牙”等近千个条目，多数是他向老师傅请教而来的。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句名言恰好反映在王世襄锲而不舍的严肃治学态度上。他征引一条资料一定要反复核实，绘制一件家具一定要搞清它的结构，完成一本书一定要加上索引，以便于读者查阅。他依靠独到的研究方法，把前人物化在实物之中与口传心授于老艺人头脑中的学问都发掘出来，从而获得了古代漆器和明代家具的奥秘。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每一件实物都是实事求是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没有空话，没有疑似之词，没有牵强附会之说。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兴趣五花八门，做学问也常出旁门左道，但孜孜以求，勤奋耕耘，最终成果硕然，成就一家之言。虽然早就在中国的文博界乃至海外的收藏圈内大名鼎鼎，但功成名就的王世襄丝毫没有什么“大家”“学者”的架子，一身朴素的中式服装，一幅平易近人的长者姿态，一口地道的京腔京韵……尤其是那大俗之中见大雅的学者风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玩家的境界尽隐于这平凡朴素之中。老人走了，他的人生传奇将成为文博界的一道特别收藏。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