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维德与中国文物
在20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玻西瓦尔·大维德 (Percival David 1892-1964) 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今天成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唐韩幹《照夜白图》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记录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
他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参见拙文《大维德与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
他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也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
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了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及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献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
大维德不仅是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味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味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情结”
1、大维德与故宫
1892年大维德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Sasson David 1849-1916)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他所在的萨森家族拥有纺织业和银行业，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地区。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也开始了他中国文物的收藏生涯。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16、17世纪，中国瓷器就已被欧洲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源源不断地带到英国，19世纪以来英国博物馆学的发展，更是促进了中国陶瓷的收藏活动。1910年，伦敦伯灵顿举办了英国也是欧洲首次中国艺术展，1915年英国陶瓷专家霍蒲孙(R.L.Hobson)撰写了西方公认的首部关于中国陶瓷的学术著作《中国陶瓷》。这一时期，一些英国有影响力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如弗莱(Fry Roger)、宾庸(Laurence Binyon)等人正在伦敦倡导西方现代主义，他们激赏东方艺术，鼓励人们用另一种方法看待艺术，伦敦可以说是当时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中心。大维德也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濡染。很快，收藏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即便是1926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家族生意以后也是如此。
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John Sparks)和布鲁特父子(Bluett &Sons)处购买中国瓷器。在他早期的收藏起步阶段，霍蒲孙供职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博物馆给他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帮助。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给博物馆咨询。这件藏品的获得，使他意识到掌握中文对于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性。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地方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然而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在伦敦他已小有名气，1923霍蒲孙编撰的《中国陶瓷艺术》中就曾提到他的收藏，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21年英国十几个顶级中国陶瓷收藏家组成东方陶瓷艺术协会时还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从收藏内容上看，此时他的收藏仅限于瓷器，而且收藏范围广泛，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英国其他收藏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再也不满足于象绝大多数英国收藏家那样在英国本土从古董商手里购买中国文物，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的话，作为收藏家的大维德确实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大量的清宫旧藏的文物通过溥仪、溥杰以及太监等各种途径从宫中流散到社会上；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对外开放，以前深藏宫中的珍宝得以公诸于世。出生于犹太裔商贾世家的大维德，不仅继承了家族巨额的资金，更遗传了犹太商人的那种机智、敏锐、执着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一到中国，便将自己的活动与故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此后1927、1930、1931、1932、1935年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Rosemary E.Scott:《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第10页)。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 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故宫聘请大维德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虽然大维德何时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现在还无从考证，景阳宫设置为瓷器陈列室是否出于大维德的力劝也还值得商榷，大维德夫人是1931年才与大维德相识，她的追忆中某些地方可能和事实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以上资料我们至少还是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味，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开始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味”。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见故宫大事记)。盐业银行是个官方背景、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创办的。张镇芳(1863—1933年)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弟，为晚清最大的盐官。为了集中管理盐税，1915年3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盐业银行，股董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官僚。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有两个买家正在与银行沟通此事，盐业银行一个也是收藏家的高官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批藏品。后来由于受到“如果把这批藏品带离北京，将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威胁，那两个买家都不得不放弃购买计划。而一生充满冒险精神的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却决定不顾一切要来冒这个险。与盐业银行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没有御题的有官窑玉壶春瓶、官窑羊耳尊、官窑兽面衔环方壶、官窑六方形香炉、官窑胆瓶、官窑印花莲瓣纹碗、官窑八卦纹香炉、哥窑钵式香炉、哥窑水盂等。宋代其它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御题钧窑瓷枕、龙泉窑鬲式香炉、定窑纸槌瓶、定窑方洗等。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霁红碗、明“内府供用”款蓝釉罐、雍正款仿宋汝窑纸锤瓶、雍正款岁寒三友斗彩茶壶、康熙款桃红釉碗、清仿宋定窑刻花碗、定窑象尊等。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上文提到的那件创世界漆器拍卖纪录的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包括在这批清宫旧藏中。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 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批藏品，特别是器物上的乾隆御题诗，使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开始了系统地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
2、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品味”
在与故宫亲密接触的同时，大维德也广泛地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结交，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与清宫收藏类似的藏品。在大维德收藏中，就有来自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收藏家沈吉甫旧藏的宋钧窑盘、宋钧窑莲瓣碗、宋定窑刻花梅瓶、宋定窑刻花洗以及来自端方旧藏的宋龙泉窑琮式瓶等珍贵文物，宋龙泉窑琮式瓶全世界现仅存两件。大维德与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焱之也私交甚密，他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来自仇焱之的旧藏。据记载大维德还曾在仇焱之的引领下一次就从上海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聚珍斋”里买走3万银圆的货物。同时，大维德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如日本的丸山(Mayuyama)、根津 (Nezu )、法国的迈克·卡尔文(Michael Calmann)、美国的弗雷斯特(De Forest)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维德收藏中的很多精品也出自于他们的收藏，如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希普斯里(Alfred Hippisley 1842-1940)，是英国皇家海关服务部专员，早在1887年他收藏的300多件中国瓷器就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展出，大维德收藏中的雍正款珐琅彩梅花题诗碗和乾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风景杯、山水人物杯等一批珍贵的珐琅彩藏品就来自于他的收藏。
1934年，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的器物，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这本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入的这些瓷器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入器物的一大半。从这本图录文字说明里频繁出现的“北京故宫有同样的器物”或“北京故宫有类似的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大维德确实是比照着故宫藏品来建立他的收藏的。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宫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汝窑是北宋末期的御用瓷器，温润典雅的天青釉像是扑捉了雨过天晴刹那间的云光掠影，为宋五大名窑之魁，是中国历代青瓷的典范，因其烧造年代短，自南宋以来就是收藏界的珍宝。有记录的传世汝窑瓷器全世界仅存67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台北故宫也仅有21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 包括了乾隆御题汝窑碗、刻花鱼纹洗、葵口盏托、三足奁式炉、水仙盆、浅碟、瓶等各种器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其中的刻花鱼纹洗非常罕见，汝窑一般均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二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而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二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宫，大维德收藏的这件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此外葵口盏托，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们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收藏的中国瓷器》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宫旧藏对大维德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中没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传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它品种的瓷器，多为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明代官窑瓷器同样是大维德收藏中的亮点，他收藏的明代瓷器不下550件，被陶瓷界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明代陶瓷收藏之一(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在大维德明代瓷器收藏中明早期官窑瓷器占很大比重，其中永乐、宣德到成化时期的官窑瓷器精彩纷呈。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艳丽，因其代表了中国青花瓷的最高水平而深受历代皇帝的喜爱。在大维德收藏中仅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其收藏的永乐青花玉壶春瓶、永乐青花抱月瓶、永乐青花龙纹扁瓶、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宣德青花龙纹盘、宣德青花岁寒三友碗、宣德青花团花碗、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扁瓶都是永宣青花瓷器中的精品。此外大维德还收藏有一批永宣德时期其他种类的陶瓷精品，如乾隆御题宣德霁红碗、乾隆御题宣德霁蓝碗、宣德雪花蓝釉钵、宣德青花釉里红龙纹高足杯等。明成化斗彩是历代皇室御用玩赏品，其造型精巧圆润，画意高洁朴雅，彩饰清丽鲜美，为明代彩瓷之冠。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其中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在成化斗彩中以鸡缸杯为最，《陶说》中曾有“成窑以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之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各代无不仿烧。而在大维德的收藏中，不仅有成化斗彩鸡缸杯，还有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
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同样卓尔不群，其“皇家品味”更加明显。在大维德来中国之前，他的收藏中几乎没有清代瓷器，那时西方人对清代瓷器的认识还局限于装饰性的外销瓷。1923年霍蒲孙编写的《中国陶瓷艺术》止于明代，因为在他看来“明以后的瓷器模仿得很不成功”(R.L.Hobson:<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第20页)。 大维德来中国后正是通过与故宫藏品的接触，才培养了他对清代瓷器的收藏兴趣。他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清宫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它们被单独放在大柜子里一个个定制的锦面抽屉中，柜子外贴着标签‘瓷胎画珐琅’……”，他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Lady David:<Ch’ing Enamelled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第10页)。珐琅彩瓷器原为清宫秘藏，是专门为宫中烧制的御用品，产量少，一般人很难见到。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品种非常窄，只局限于一些他在故宫见到过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彩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珐琅彩瓷器。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包括雍正款梅花题诗碗、雍正款茶花盘、乾隆款雁戏图壶、乾隆款珐琅彩兰花胆瓶、乾隆款玉兰花盘、乾隆款牧羊人物罐、乾隆款西洋人物瓶、乾隆款开光西洋风景杯和山水人物杯等，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他收藏中的乾隆款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为一对，该碗当时以1.5132亿港币成交，创世界珐琅彩瓷器拍卖记录。此外他收藏中的康熙款五彩十二花神杯、雍正款粉彩抱月瓶、雍正款粉彩过枝桃纹盘、乾隆款斗彩岁寒三友壶等都是清代彩瓷中的精品。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味”的其他种类的藏品。大维德的绘画收藏中有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左上方“韩幹画照夜白”六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此外还有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绪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先生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谈到这张画的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宫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品为主，除上文提到从盐业银行购得的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外，还有元杨茂款剔红牡丹纹盘、元张成款剔红四季花卉盘、明永乐款剔红牡丹纹盘、明嘉靖款八宝纹方盘、明弘治款剔红盘、清乾隆御题菊花漆盘等一批漆器精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明朝是中国雕漆史上的黄金时代，永乐帝朱棣对雕漆尤为酷爱，曾在皇都设立果园场，并征调名匠高手制作御用雕漆器，果园场御用雕漆器在明末已被当时的鉴赏家视为至宝。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做的御题诗大意为：永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到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 Basil Gray:《 The Royal Acadamy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1935-1936, In Retrospect》，TOCS 1985-1986 第11页)。遗憾的是大维德的这些收藏除陶瓷外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被变卖，如《照夜白图》、《梨花图》等绘画珍品1977年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而这只永乐剔红盏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经泽(K.T. Lee)购得并于2008年通过佳士得卖出，其他收藏也都通过拍卖行等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 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明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并发出“收藏家如果没有条件去中国故宫看宋、明瓷器的话，可以来伦敦大维德这里”的号召。正如大维德夫人所说，大维德是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欣赏趣味和眼光来建立他的个人的收藏的，在大维德的收藏中有着浓厚的“皇家情结”。
学者大维德与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1、学者收藏家大维德
如前所述，大维德自购得盐业银行那批清宫旧藏后，开始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他对自己收藏的每件器物包括其流传过程都做了相关考证，并且将器物上所有的款识都翻译成英文。《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中每件器物详细的说明文字都是由他自己提供。1929年他在《东方艺术》杂志(《Eastern Art》)上发表了《论秘色窑》(《Some Notes on Pi-se Yao》)，1933年、1936年又分别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上发表了《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Xsiang and His Album》)和《论汝窑》(《A Commentary on Ru Ware》)等文章。
大维德不仅是海外收藏汝窑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于汝窑研究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也开始了古籍善本书的收藏，并陆续购得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笺》、1637年版《天工开物》、1744年版《陶说》、1606年版《程氏墨苑》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间，幸运地发现了苏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59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本，当时很多学者如西方两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Arthur Hummel)都认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复存在。大维德研读了很多有关中国文物鉴赏和中国陶瓷方面的古代经典书籍，如《格古要论》、《长物志》、《匋雅》、《陶说》、《天工开物》、《遵生八笺》等。他在《论汝窑》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甚至包括1124年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叙述。这些古典著作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里，以“江村居士”自居的大维德写到：“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出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欣赏品味也是与这些中国文人的传统鉴赏观一脉相承的。在这些古籍中，他研究最深、最为激赏的要算明代的《格古要论》。为了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人收藏家传统的审美和鉴赏标准，他倾注后半生将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版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版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定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这是国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物鉴定方面的书籍，成为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广泛应用的工具书，也因此奠定了大维德在海外中国陶瓷特别是官窑瓷器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随着大维德对中国文物研究的深入，他开始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来完善他的收藏，重心也开始转向收集各种带款识的资料性的瓷器以及西方收藏界比较欠缺的一些品种。这使得藏品的学术性成为他收藏中第二个明显的个人风格。
在大维德收藏中，带款识的藏品非常丰富，它们在藏品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世界任何其它地方的收藏。这些款识或言明器物的用途，如元“泰定四年”龙泉窑供奉瓶、明白瓷“金籙大醮壇用”款茶盏；或道出制作者的姓名，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金农绘五彩“惜春图”盘；或记录制作的年代，如“元祐年造” 龙泉窑盘、 “洪武五年”青瓷砚、“崇祯乙卯十二年”五彩瓶；或说明陶瓷曾经的归属者，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明“纯忠堂用”青花八仙纹盘、明“赵府造用”五彩龙纹盘等。其中很多款识都是研究中国陶瓷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如上文提到的大维德瓶。这对云龙纹象耳青花瓶自上到下装饰了缠枝菊、蕉叶、飞凤、缠枝莲、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八层纹饰，瓶颈部有“……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等铭文。这对瓶最初由英国收藏家蒙史昭活·鄂芬史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收藏，1927年大维德从他那里购买了一只，另一只由英国收藏家罗素(Charles Russell)购得。1935年大维德又从索斯比拍卖行罗素收藏拍卖中购得另一只。这对青花瓶出现在伦敦，首先引起了霍蒲孙的注意， 1929年1月他在伦敦《旧家具》杂志第六卷上发表的《明代以前的青花瓷》(《Blue and White Before Ming》)一文中专门提到这对带有纪年款的青花瓶，但是霍蒲孙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很大的反响。1952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学者波普博士(Dr. J. A. Pope)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耳托布卡普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Fourteenth 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u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 )，在这本书中，他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青花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托布卡普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器。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研究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承认，被波普称为“构成本书理论基石”的这对大维德瓶，成为陶瓷界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2、中国艺术基金会
1939年二战爆发，大维德不得不投身到与中国艺术毫无关联的飞机制造业。1941年12月大维德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当时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夫妇被日本兵关押了9个月。在关押期间，他患上的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大维德不得不考虑这批收藏将来的归属问题，他想到了要建立一所博物馆来安置这些藏品。1942年8月大维德夫妇和其他一些身份类似的美国人、英国人与被关押在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日本人交换得以释放。他在非洲获释后关心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策划并实施这个博物馆计划。在开普敦，他幸运地结识了同样热衷于中国陶瓷收藏的大维斯法官(Davis)，并发展为亲密无间的挚友，大维斯法官成为他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起草者。
大维德很自然将他的目标锁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30年，他开始的中国艺术研究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出资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席位，建立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这不仅是英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学位课程，也是英国第一个艺术史学位课程。这个建议最初是由大维德的朋友和同事波西瓦·耶兹(Perceval Yetts)提出的。耶兹和大维德都是当时英国东方陶瓷协会比较活跃的会员，他精通中文，对中国古器物学深有研究。耶兹被任命为中国艺术与考古专业第一任教授，从此英国开始有了正规的系统学习中国艺术的地方。1933年耶兹教授随同这个学位课程一同被转入了考特尔德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对此大维德一直持有异议。精通几国语言的大维德深知语言对研究艺术的重要性，因此更倾向于中国艺术的学位课程保留在有语言学习的亚非学院。1946年，经过与大维斯法官的反复切磋，大维德决定要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博物馆，使之成为西方中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他向伦敦大学提出了经过大维斯法官精心策划的捐赠方案：大维德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包括那批古籍珍品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作为附属条件，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的陶瓷和图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由于他已经行动不便，必须住在博物馆等等……经过与伦敦大学的艰难磨合，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竭尽全力，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Bloomsbury)的乔顿广场(Gordon square)53号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52年大维德好友鄂芬史东将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捐给了基金会，至此大维德基金会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料器，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是海外唯一的收藏一个国家一个门类藏品和资料的博物馆，它的建立，无疑大大加强了亚非学院中国艺术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力量，使得中国艺术学位课程很快又从考特尔德学院转回亚非学院；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它使陶瓷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分支成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亚非学院也因此成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大维德以此为家，直到1964年去世。
然而出乎大维德意料的是，由于财务问题，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不得不于2007年关闭了展览。今年4月，经基金会董事会与大英博物馆协商，大英博物馆提供专门展厅，大维德收藏将在大英博物馆永久借展。虽然这种局面可能不是大维德所希望的，但也许它会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这个二十世纪西方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陶瓷收藏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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