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声浪四起，好不热闹。
《石渠宝笈》混杂赝品
《石渠宝笈》收录的书画，大多数历代名家真迹绝大部分是稀世精品，不乏宝中奇珍，堪称价值连城。即便是收录的赝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水准极高，如御题黄公望款《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沈周款《庐山高图》等。息心静气翻检《石渠宝笈》，堪称真品绝世、赝品不劣。
乾隆帝题跋仿本《富春山居图》一事，需要客观地看待。首先，先收到和看到仿本《富春山居图》应该不是乾隆帝，而是当时深得乾隆帝信任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如高士奇等。那件被明代邹之麟誉为“右军之兰亭，神而圣也”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现分藏台湾故宫和浙江省博物馆，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十余本)究竟是高士奇等人没眼，还是故意将珍品、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仿本进呈给乾隆帝使其因深信人而深信进呈之画呢？抑或是文臣的鉴定取向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不得而知。乾隆帝终究不是专业或曰职业鉴定家，即使是一生致力于书画鉴定的专业或曰职业鉴定家，也不能保证其鉴定万无一失、绝不出错。乾隆帝对仿本《富春山居图》反复题咏，编入《石渠宝笈·初编》是一个失误，当《富春山居图》真迹出现后，乾隆帝的表现和处置态度非常可爱。北京故宫博物院杨丹霞言：“皇帝的尊严既不允许他当众承认自己‘没眼’，又不能眼睁睁让好东西跑掉，只好命词臣梁诗正将黄公望真迹题为伪品，后来，此卷亦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乾隆帝此举是高明的改错行为，既无奈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又务实地保存了古人的真迹。
“追风”不可取
郭庆祥先生提出“《石渠宝笈》价值几何”后，追风者前赴后继，如《质疑<石渠宝笈>》称：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官方修史是推行“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统治策略，而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历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记录文献，其目的就是推行和倡导官方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当朝者歌功颂德。……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序化的清初“四王”的作品成为官方的绘画标准。这可能是他确实喜欢“四王”绘画的缘故。同时，从政治意义上看，“四王”作品的画面所呈现的“平淡面貌”恰与统治者希望达到“天下安定”的政治目的相符合。所以，此后乾隆编纂的《石渠宝笈》也同样渗透着皇家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是要建立维护皇家需要的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推崇。
如果将上文“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这一界定词组除掉，余下的“官方修史是推行‘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统治策略，而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就是推行和倡导官方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当朝者歌功颂德”应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必须推行和实施的“国策”。
至于所谓“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序化的清初‘四王’的作品成为官方的绘画标准”是事实，但康熙帝还是两次召见了倡导“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四王”领袖人物之一王原祁也感叹：“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 当推石涛为第一。”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简单而又武断地理解为“从统治者对待‘四王’和石涛的不同态度，就可以看出统治者真实的鉴赏能力和水平，他们一方面彰显对汉学文化的推崇，一方面也表露了他们对汉学文化的某些误读。”
从康熙帝力推“四王”并包容“四僧”及王翚、王原祁分别因博尔都之请在石涛的两幅《兰竹图》补画坡石、对“四僧”暗送秋波的情况看，在朝的“四王”和在野的“四僧”这两大阵营并没有势不两立而老死不相往来。真正将“四王”和“四僧”完全对立起来的是带有相当“政治色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然间，一下子将“四僧”抬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使“四王”在近百年来一直不断遭受鞭尸之痛。
就艺术论艺术，“四王”自有其它人不可替代的艺术意蕴和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不可以半张嘴吸允着“乳头”，半张嘴骂娘。“四僧”具有开拓精神，也难免存在不可效法的弊端，黄宾虹1947年《与郑拙庐书》言：“石涛大有才气，功力亦深；晚年署耕心草堂之作，用笔浮滑，殊少遒劲，顿失国画正轨。”“石涛未免浮烟瘴墨之弊，开扬州八怪江湖恶习；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净。”陆俨少也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的《山水画刍议》中称：“有一种石涛极马虎草率的作品，学了好处不多，反而要中他的病，传染到自己的身上来。……但在大幅，章法多有牵强违背情理的地方，他自己说‘搜尽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其实他大幅章法很窘，未能达到左右逢源的境地。用笔生拙奇秀，是他所长，信笔不经意病笔太多，是其所短。”
对待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派或画家的作品，我们都要持辩证的观点，一味地赞扬或一味地贬低都是不可取的。
迷信《石渠宝笈》不是《石渠宝笈》的错
近年来，拍卖公司大力推出《石渠宝笈》着录作品并获取不菲的经济效益。我以为，这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商家总是要想方设法借助某种极易获得另外一批追求效益的商家为之倾其所有的名目来促使其利益最大化，而收录了许多稀世珍品且又混杂了不少赝品的《石渠宝笈》自然成了“卖点”。其过不在《石渠宝笈》，因为乾隆帝及其参与编修的人员并没有让后世买家以《石渠宝笈》着录为准。今天，有“《石渠宝笈》着录”标签的拍品就能够拍出好价钱实与《石渠宝笈》无涉，更与乾隆帝了无干系。郭庆祥先生所言“以乾隆的《石渠宝笈》作为古代的收藏标本太愚蠢”有失偏颇，换成“不分优劣雅俗、不辨真假的以乾隆的《石渠宝笈》作为古代的收藏标本是不是有点太愚蠢”更确切。
最要紧的是，如今涉足书画市场的买家不要以为家财万贯就是“学富五车“。书画收藏是门多层面、多学科的智力较量。如何在充满了神秘性、诡秘性、欺诈性的市场甄别、遴选到“真、精、稀”的古代书画，尤其面对标有《石渠宝笈》等典籍字样的拍品，需要买家冷静思考、细心甄别、审慎对待。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雄厚的知识储备和能辨真伪的眼力。在此，需要提醒买家的是：多读书，思考型地读书；不能死读书、读死书。此外，还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少一生从事书画鉴定的宗师在其一生的鉴定中也难免走眼失手，难道你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石渠宝笈》亟待修订
囿于历史的原因和认知原因，《石渠宝笈》收录了赝品和低劣之作，但其终究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着录文献，书中涉及的文物主要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等；《秘殿珠林》收录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两书各有初编、续编和三编，《秘殿珠林·初编》成于乾隆九年，《石渠宝笈·初编》成于乾隆十年，两书的续编、三编分别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两书255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863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7757件。
务实的研究者，对待历史上任何一部史书和典籍都客观、公正、历史的看待。其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今天评价乾隆帝的功过，其是非标准不可能一字不改地延续乾隆朝的“官方”文字；当然，也不可以简单的以今天的是非标准裁定乾隆帝。对待历史典籍《石渠宝笈》的认识也如此，吸取精华，纠正错讹，摒弃糟粕。
大凡读过《易经》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易有变易和不易之理，古之圣人的言论亦有对错之分。再言之，学术研究不是一个静止、固态的概念，它是伴随着社会的进程和实践，始终处在不断修正和补充之中。
先贤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财富，我们才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温故历史，纠偏错讹，建立新学。人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学人继承、修正、补充、发展起来的认知。我以为，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首先要有一个端正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治学方法。当然，这需要确立独立的人格，因为，只有人格的独立才能激发思考的独立；只有独立的思考，才有可能更大限度的拓宽学术领域的研究疆域，继而多思维、多层面、多角度、多空间的重新解读学术遗案、疑案以及所面临的诸多新课题。不宜用“专制”“极权”之类的词汇评论前人的学术成果——“专制”“极权”是政治概念，和艺术品收藏的高雅、庸俗并无直接的关系。
面对《石渠宝笈》的错讹，有必要予以修订，就像修订《辞海》《词源》一样，组织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分门别类的对《石渠宝笈》的各个条目内容进行纠错、修订，以期完成《石渠宝笈·修订篇》。
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嘉惠艺林的功德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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