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的一天，徐闻港甲兵列阵，彩旗飘扬。大汉皇帝派遣的黄门驿使将在这里出发，与西方、东南亚、西亚诸国通商贸易，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此在浩瀚大海上劈波斩浪。也带来了徐闻港的一时繁荣，“欲拔贫，诣徐闻”（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徐闻港遗址在今天的湛江徐闻县南山镇。在遗址附近的华丰岭及港头、二桥、南山等村庄先后发现二百多座汉墓，出土了大批舶来的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等物，及汉砖、陶井、陶屋、陶薰炉、五铢钱等。在仕尾村保存有中国最早的航标灯座、航海八卦定位仪和候官神座。遗址前面的一个小岛上汉代龙泉古井至今还在。
三国两晋之后，在政治、交通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徐闻港逐渐衰落，外贸港口转移到了广州。隋唐统一之后，广州迎来了海外贸易繁荣时期。当时广州有内港和外港，内港即广州港，外港即扶胥港。此时广州是国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国际海运中心，馆驿设施齐备。沿江一带发展成为广州最大的码头区，船舶云集。《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朝和尚鉴真东渡日本时，途径广州，见珠江“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清乾隆年间，玄妙观（今广州市海珠北路祝寿巷附近）道士黄某在观西隙地种菜，挖出一艘洋船及所藏金银，证明该地原为停泊海舶的港区。城西浮邱码头（今广州市中山七路、光复路交界处）为广州往来西江、北江和卢苞水道的停靠之所。宋初一位120岁的老人陈崇艺说：“儿时见（浮邱）山根舣船数千，今去海已四五里。”（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隋唐时的扶胥港，主要是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在安全上，扶胥是保卫广州的外据点，是从海道进出广州的门户。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卢循就是由晋安(今福建省南安市)率领大批海船驶经扶胥攻占了广州城。在经济上，扶胥外港检查阅实货物，可防止进入内河后走私漏税，而且能为远航的中外船舶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
北宋时，随着海水的退缩，外港扶胥进入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宋代自扶胥港出发的商船可达“西南诸蕃三十余国”。据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元代到广州贸易的国家有147个之多，说明扶胥港到元代还算繁忙。扶胥港为皇朝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守护商船的南海神因而被最高统治者欣然册封为“广利王”(意即广收天下之利)和“洪圣王”(寓意财雄势大)。
明代起，随着海岸线的推移，港口逐渐移到和南海神庙隔江遥遥相望的黄埔村附近，港口亦随之易名为黄埔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上海、广州等五处通商口岸，上海港逐渐取代了黄埔港的地位，再加上黄埔村附近的航道逐渐淤浅，港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迁到长洲岛，发展为黄埔新埠。在黄埔村至今还有一石碑，上刻“不准勒索运载外商货物的船只”字样。
樟林古港是明清时期粤东海上门户，是汕头港开埠前的粤东第一大港，号称“粤东通洋总汇”，有“红头船故乡”之美誉。
樟林自南宋始成为聚居点，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建樟林村，其后渐成渔港口、商埠。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巡检司，乾隆七年（1742年）樟林港口开始扩埠，至嘉庆年间达到全盛期，港口码头规模庞大，建有八街六社，可停泊大商船，航线北通华东沿海及日本，南达琼雷地区至越南、马来亚、印尼等。不少潮汕先民自此港飘洋过海侨居东南亚各国，成就今日潮人遍天下的局面。
因海滩逐渐淤积，樟林古港已成内陆之镇，遗址位于澄海市东里镇。新兴街是樟林古港最繁荣时期“六社八街”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条老街，迄今已有200年的历史。全街长200米，由54间两层楼的货栈组成。前门临街，后门连接内港，便于起卸货物。行走其间，仿佛能看见昔日帆樯云集、货栈成行的繁华似锦。
两千年来，广东港口的兴衰不一，而广东对外贸易的繁荣，也有高潮低潮，但总体而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还是当之无愧的。两千多年的海上丝路，赋予了广东有别于内陆的海洋文明特质，塑造了广东人敢为天下先、重商务实、开放兼容的精神品格，也把今天的广东再次推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浪尖。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