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者，其利不赀，榷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也，诸蛮之宝，五天之珍，每岁山积。”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历史的脚步迈入两宋之际，传统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因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占据了河西走廊一带，不甚畅通，海上贸易自然超迈前朝。为应对日益繁忙的海外贸易，市舶制度应运而生。“市舶之职，盛于宋实始于唐。”（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唐代有市舶使之设而无市舶司之正式名称，宋代司、使俱有设置，广州的市舶司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刚刚平定南汉数月之后，就任命当时的广州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市舶使。
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经过抽分后，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管理留居通商港口的外国商人。
晚唐僖宗朝，时任左仆射的于琮就说过，黄巢如得广州，“国藏渐当废竭”（后晋•刘昫《旧唐书》）。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两宋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宗曾派遣内臣八人，带上招商谕旨和金帛，分四路前往南海诸国，进行商业贸易并延揽蕃商；宋仁宗年间，广州外贸一度萧条，也曾诏令招诱蕃商。蕃商回航时，市舶司还要设宴送行。正是因为有了两宋王朝始终如一的重商政策，终有宋一代，广州港大部分时间是万船辐辏，港口繁忙。
后来虽然也在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泉州（今福建省泉州市）等地设市舶司，但除广州市舶司外，其余几处都曾一度停废。据宋人笔记《萍洲可谈》记载，三路市舶司，以广州为最盛。
到南宋末年元朝初，宋末元初的战争最终造就泉州超越广州，成为当时第一大港。但是，不论广州还是泉州都不能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和专制集权的高度钳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难以突破，不能成为自由商业港。“实际上，泉州的优势也没能保持多久，泉州和广州皆受制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总格局。”（子月《岭南经济史话》）而宋代广州市舶司的故址也早已雨打风吹去，踪迹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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