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
作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刘玉先生是迄今唯一复制过帝王玺印、宫廷用印、官印和历代书画、收藏家印章的人。他曾为故宫复制印章5000多方，在复制藏品上钤印次数难以统计；他历经多年研究调制复原故宫存藏百年以上的印泥硬块。在1993年中国文物修复委员会公布的“名师榜”上，像他这样亲历新中国60年文物修复历史的大师已是硕果仅存。
他的篆刻创作汲取了千年印史中的艺术精华，他的书法作品传承了历代名家的风骨气韵，他的艺术造诣始终和故宫博物院那一幅幅穿越千年历史风烟的国宝级绘画珍品联系在一起。
初到故宫
刘玉出生在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乡。普通农家子弟出身的他生性朴实、热爱劳动，七八岁就跟着大人下地劳作。他从小善琢磨，好动手，从套车拴扣、编筐搓绳，到割麦子打捆，经常是各种农活看一眼就能上手。13岁时，他就会用锯子、铇子等木匠工具，像模像样地做出小板凳、带抽盖的铅笔盒。
农闲时，刘玉读私塾，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当时私塾先生对毛笔字非常重视，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临帖练字。在坚持练字的四五年时间里，他的毛笔字经常得到先生表扬。可以说，刘玉日后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成就，既来自后天的机缘努力，也来自这段时期良好的人文环境熏陶和扎实的童子功。
1950年夏天，刘玉和如愿考上了宣武门附近的一所中学，整个初中阶段，学习和生活非常顺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上高中后，刘玉的祖父、二姐相继去世，母亲也因劳累忧伤过度病倒了。由于家里缺人手，经济越来越困难，父亲无奈只能决定让刘玉早点辍学挣钱。懂事的刘玉怀着万般不舍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让人欣慰的是，学校考虑到他的现实处境，不但很快批准了申请，还介绍他到故宫工作。
1956年9月，刘玉正式成为故宫的一名职工，被安排在太和殿当说明员。1958年初，按照文化部“精简下放人员”的指示，刘玉和一批年轻人来到辽宁省通化县农村，接受了一年非常艰苦的劳动锻炼。回到故宫后，刘玉被分配到“修整组”(文物修复厂前身)木工室。这里的木工师傅们都是吴仲超院长从全国各地选调的能工巧匠，人人有绝活，年龄大都在50岁上下，最年轻的也40出头了，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
20多岁的刘玉是木工室唯一的年轻人。他的朴实和勤勉赢得了师傅们的喜欢。那段时间，刘玉学会了辨识金丝楠木、紫檀木、花梨木、黄柏木、乌木等木材，见识了宫廷家具，学会了盆景底架、挂屏等“小器作”的修复技术。
1960年，故宫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成立摹画室，专门复制故宫书画藏品，以代替原件供展览和收藏。最早来摹画室的郑竹友、金仲鱼两位先生也是吴仲超院长从南方选调来的，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自由职业者，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另一位金禹民先生是北京人。
有一天，领导把正在木工室干活的刘玉叫到办公室，给他一块写着 “乾清宫鉴藏宝” 6个反字的长方形石章料，让他把这几个字刻出来。刘玉学“小器作”时用过作细活的工具，这时再用刻刀并没感觉多难，很快就刻完了。不久，领导找他谈话，调他去摹画室跟随金禹民先生学习复制印章，和他们一起完成书画藏品的复制工作。从此，刘玉便和书法篆刻结下了一世情缘。
名师指路，勤学苦练(2-4)
我国早在1600多年前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绘画艺术，临摹不只是为文物的流传，也是学习中国绘画技法的重要方法和传承方式。所以人工临摹复制在古代绘画的保存与发展上有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这是从元、明、清以来，首次由国家组织进行的临摹复制，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时郑竹友和金仲鱼先生负责摹画，金禹民先生负责摹字摹印。故宫修复厂有8个工作室，10多类专业人员。摹画室专门复制印章的只有金先生一人，后来近40年的专业工作也只有刘玉一人。
刘玉拜金禹民为师后才知道，金禹民先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享誉印坛的名家，其书法篆刻俱佳，又擅长刻竹、刻碑、制砚和制纽，是社会上广泛传颂的“南陈北金”之金(陈是陈巨来)。领导和金先生研究后，决定给刘玉一年的学习时间——这是空前的待遇，别人都没享受过。学养深厚、生性谦和的金先生给刘玉制定了学习计划，内容有识记篆字、写篆字、勾稿、刻章等。那时的年轻人信奉“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领导的话是郑重承诺，也是个人的人生目标”。虽然物质条件极端贫乏，但精神力量却无比强大。刘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复制印章、研习书法篆刻中去了。
万事开头难。从识记篆字开始，按金先生的指教，他从图书馆借来《篆刻入门》、《古玺文字徵》和《汉印文字徵》等书。许多篆字不认识，甚至连字的笔画都分辨不出来，只得硬着头皮反复研究琢磨。第一次印章勾勒是吴昌硕的《缶庐印存》，刘玉把全书印章小心临摹下来，装订成册供学习使用，保存至今。金先生技艺精湛，非常有儒士风度，在指导学生时“言传少、身教多”。每当刘玉把刻好的印章请他过目时，金先生常常动手修改后再还给他。刘玉对照印样仔细比较来领会金先生的修改意图。“文革”前，刘玉吃住都在故宫，每月工资40多元，个人生活花销不超过20元，除饭费和简单生活支出外，每月仅有的几元零花钱都买了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书法篆刻方面的专业书籍很少出版，有限的出版物只能在琉璃厂、东安市场旧书店见到。刘玉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看书买书。一本1963年出版的许慎影印版《说文解字》，更是被他常年置于手边，随时翻查使用。通过反复研读书籍、现场观摩典藏画作、认真练习篆刻，虚心向金先生请教，刘玉对篆刻复制有了初步认识。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玉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绝不是一般的工艺制作，它需要治印者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而书法是治印的基础，写不好字，想提高治印水平就无从谈起。1964年初，刘玉又购置了《石鼓文》《毛公鼎》《大盂鼎》等10多种碑帖，读帖、临帖又挤进了他的业余时间。
对一个从未接触过篆刻的初学者来说，入门已属不易，学有造诣更难。刘玉走的是一条真正的“勤学苦练”之路。无论生活处境多么艰难，他始终热爱着自己的篆刻专业，热爱着文物修复事业。
后来领导开始给刘玉下任务，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再到领受任务，他显然已成为摹画室专业复制人员。吴院长和老专家徐邦达、刘九庵等人经常来摹画室验收他们复制完的书画作品，将复制品和原件并列放在一张大案子上仔细端详，经大家反复查看一致认可后，复制品才算最终过关。1964年，刘玉第一次参与了一份册页的复制，那上面的十几方印章全部由他独立复制钤印，经验收完全合格，这使刘玉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文革”时期也没有放弃专业
1969年9月，在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中，故宫的全部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围湖造田。刘玉被安排跟着工程队盖房子，给食堂做大案子、编笸箩，给“连队”安镐头、安铁锨，根本无暇顾及心爱的书法篆刻艺术。
1971年初春，故宫要恢复开放，刘玉和部分同事回到故宫。他们被安排售票、站岗、当警卫人员。金禹民先生被放到美工组撰写路线说明，直到退休也没能回到摹画室。在站了两个多月岗后，刘玉回到故宫修复厂，先后在铜器室打钳子，修复景运门门匾上的题字和英国制造的金象拉战车钟表玩具……
让刘玉痛心的是，当年辛苦记录的30多本学习笔记、工作日记仅剩了9本，有些书籍也不全了。因“文革”干扰，他已无法好好读书刻章，写字也是抄大字报，不能写篆字。他找来两块巴林石随刻随磨，练眼力腕力，又买了些毛边纸写篆书、隶书，找感觉，品优劣。正当内心无比苦闷、倍感前途渺茫之际，1971年7月中旬，有人给他带了两本书。一本是罗福颐、王人聪著的《印章概述》，扉页上写着两行毛笔字：一行是“呈吴院长 罗福颐”，另一行是“转赠刘玉同志 吴仲超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另一本是娄师白的《怎样治印》。
对刘玉来说，这两本书的份量太重了！当时吴院长已60多岁，“文革”开始后他首当其冲遭受“批斗”，刚从干校回到故宫，还没恢复职务，却仍然想的是故宫的事业和年青人的专业，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啊！这两本书是信任，也是期望。刘玉下了决心，不论将来干什么，绝不能放弃书法篆刻艺术！
1972年前后一年多时间，刘玉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有意识的系统回顾整理“文革”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反复研读《篆刻针度》、《篆法探源》等理论书籍，琢磨《篆文四书》、《说文解字》等工具书，利用一切时间练习刻章。周日他就去金先生家讨教，专业水平超过了“文革”前所学。这一时期，摹画室仍没开展工作，已60多岁的金仲鱼先生从干校回故宫后也站岗去了。
1972年5月，吴仲超院长正式恢复职务。1973年初，吴院长托人交给刘玉一方巴林石并附了一张字条，上写“交刘玉刻，陈毅仲弘收藏书画”。陈毅元帅是新中国奠基人之一。能够给他刻章，并且还是原创作品，这让刘玉既激动又担心。他精心构思后刻好了印章，拿给金先生看，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刘玉的创作印章也日臻成熟，后来他又为叶飞将军等人刻过印。(5)
1973年，即将去日本展出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彩绘帛画被紧急送到故宫复制，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时摹画室全部成员都回来了。在金仲鱼先生带领下，大家兴奋地投入工作，这是这个集体“文革”以来第一次干本专业的工作。帛画上没有印章，领导让刘玉复制帛画四角悬垂的穗子。刘玉用放大镜横看竖看，反复比较，才琢磨出穗子的纹路走向。没有钱买材料，他就用木板、砖头和曲别针设计出一张特殊的织机，费了两天时间，终于织出一寸长的符合标准的穗子，又用了一个月时间才织完。当年复制的帛画去日本展览后成为故宫永久藏品。(6)
因为复制帛画，摹画室的几名同志重新聚在一起，吴院长又把从干校借调来的原荣宝斋的冯忠莲和陈林斋先生正式调入故宫。冯忠莲“文革”前在故宫为荣宝斋复制《清明上河图》，由于“文革”动乱停了多年，回到故宫后接着复制，到完成时前后已历时10多年。《清明上河图》上的全部印章都是由刘玉复制钤印的，这使他的治印、钤印水平得到充分发挥，那时他已觉得治印、盖印妙不可言。等又见到吴院长、徐邦达、刘九庵等前辈、学者验收时，刘玉看到自己复制的印章和复制画的整体都达到了“形神俱似”标准，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
天道酬勤终成一代大师(7)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故宫摹画室复制的藏品较多。在复制藏品上钤印是非常耗精费神的活，每一方章盖下去必须与藏品原件印章颜色、虚实相同，还要体现出古韵。有时遇到画面印章多达上百方的画作时，盖印章至少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刘玉几十年练就了高超的盖印技法，从未出过差错，至今无人能比。
这一时期刘玉不仅复制了大量书画藏品印章，还复制了“皇帝之宝”整体一件，其中备料、制纽、刻章全由他独立完成。同时，刘玉还复制了多件帝王玺印、宫廷用印、官印等文物。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交往多了，印章需求增大了，刘玉先后创作了《末代皇帝生活展览》《国际友谊博物馆藏品》《中国明清画展》等印章。1985年10月10日，邮电部发行的“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首日封上的印章，以及故宫参观纪念用章、鉴定监制用章、版藏印章等专用印章，均出自刘玉之手。
上世纪80年代是摹画室复制书画最多的时期，也是刘玉创作的一个高峰。这一阶段他刻了不少印章，以寿山、巴林石居多。由于常年复制印章的深厚积淀，刘玉摹印已有手随心到的意境。90年代以后书画界繁荣起来，有人邀约刘玉参加笔会，有人找他加入协会、上名人词典，都被他婉言谢绝。他一直认为书法篆刻必须静心静气，气韵贯通，才能心手双畅，挥洒自如。如今，这种难能可贵的平心静气正将他的书法篆刻艺术带进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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