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杰收藏老照片之志愿军欢迎侯
秦杰正在鉴赏全套《新青年》。
每个藏家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收藏故事。秦杰的故事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听他的故事就像是小时候听大人们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古代战役小说一样过瘾。他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他普通的就像是你和我一样。不过,今年春季拍卖会上,他给六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分别送至了9件拍品,这9件即是他在2009年正值经济危机春拍时购买的。今年这些拍品悉数拍出,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回报率高达7倍之高,这样的回报率确实让人眼馋,不过当人们了解了他为收藏所付出的心血,也就不会把他的成功想得过于简单了。
“张伯伯影响了我的一生”
秦杰是如何走上古籍收藏这条道路还得从40年前说起。
秦杰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教育工作者,“文革”中受冲击自不待言。秦杰10岁起便目睹了抄家、批斗和“蹲牛棚”的生活,1969年又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国家发改委“五七”干校。那一年,秦杰13岁。13岁正是人生精力最为旺盛、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然而干校里没有学校,孩子们没有地方学习知识。好奇心强的秦杰在看过电影《地雷战》后,竟效仿起里面的情节,到处寻找“一硝二磺三木碳”自己要制造炸药。秦杰的母亲见势不妙,便想方设法将其注意力引到学习上。当时干校里养猪队队长张鲁泉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1945年至1948年还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是老“延安”,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手好书法。秦杰的母亲带着秦杰找到了张鲁泉,希望他能够教秦杰写毛笔字。“我还记得张伯伯那会有个大收音机8402型,8个晶体管的收音机。声音挺好,他听新闻、听样板戏,他听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也在旁边听蹭儿。”回忆起张鲁泉,已过知天命的秦杰,眼神像个孩子,我们似乎也能够跟随着他的诉说回到那段“痛并快乐着”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的逼迫下,秦杰每天背着砚台、墨汁、纸张、毛笔到张鲁泉的宿舍学写毛笔字。二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秦杰,当时认识的字屈指可数,更休说看懂繁体字了,但是他却对张伯伯铺地下那二三十本字帖着了魔。每每看到这些字帖,秦杰都爱不释手,13岁的他很好奇,为什么能有人把字写得这么好看。跟张鲁泉学字那段时期,秦杰的字没写多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聚精会神地读帖了。
1971年年底,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故宫急缺一名能够很好介绍故宫历史,又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老共产党员。周总理亲自点将,将知根知底的老革命张鲁泉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张鲁泉回北京后没多久,秦杰也随父母回到了北京。一老一少又见面了。见秦杰酷爱字帖,张鲁泉告诉他,每年的10月15日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庆日,在这一个月里,故宫的明清字画馆展出古代的名人真迹,是学习的好时机。当时故宫的门票对内是一元一张,国外游客是三元一张。即使这一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也很难凑得。“张伯伯给我想了个办法,让我每次去故宫的时候,跟看门的人说找党委书记,但进门之后我就自己去明清书画馆学习。看不懂也不要紧,要的是那种氛围,在里面熏,四个年头的每个十月,熏了几十会”。
于是,秦杰就从看故宫的书画展览开始,对古代书画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开启了字帖收藏之路。直到现在,秦杰想起他的张伯伯仍然心怀感激:“是张伯伯给了我这影响一生的机遇”。
秦杰从16岁那年起正式开始收集、研究古代的字帖和书籍。当时琉璃厂有一间老字号“庆云堂”,秦杰经常去那里买老字帖。他当时每个月的经济来源是给哥哥接送孩子所得到的五块钱。老字帖在当时最便宜的是七分钱,最贵的也不过三角,秦杰就用他每个月的五块钱在浩如烟海的老字帖里去寻找他所爱。
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时间里,秦杰共购买了500本字帖。秦杰对这500本“文革”前以文物出版社出版为主的历代名碑大帖很是珍惜,不光是其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字帖为秦杰构建起一个古代文学历史的知识框架,正是对这500本字帖的研究和学习,才使得自己真正入了门。
视野豁然开朗的秦杰,不再局限于收藏字帖,唐诗、宋词、明代版画、清代诗作等,广而博收。旧书市场低廉的价格,加上从收藏研究中体会到的无尽乐趣,催促他更加“疯狂”地购买古书典籍。
尽管秦杰对典籍收藏如醉如痴,也能狠心作“大笔”投资,但是旧书的价格也在一路飙升。1982年秦杰大学毕业后,他在古籍收藏方面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一本书由原来的三毛钱涨到80多元。特别是1987年,内地第一次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以后,“财大气粗”的台湾同胞大量购买古旧图书,且不问价钱高低。有限的供给与无限的需求使得旧书价格飞涨,秦杰眼盯着上好的佳品却无力购买。如此高的书价,秦杰作为工薪阶层是“玩”不起的。“我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真买不起,但是有不少大收藏家就是从那时候下手的,他们买到经典了,成功了,我失败了。”秦杰现在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能够体会当初的失落感,那时的他觉得自己的收藏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苦不堪言。
“选一个空白,十年之后你就是第一”
1990年,秦杰从他3000本古书中千挑万选了5本,去拜访收藏界泰斗、藏书大家、时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近代革命文献时间跨度较短,供应充足,价格也低,当时还没有引起收藏界的足够重视。姜德明是继阿英之后在民俗派藏书领域里很有成就的一个人。秦杰才拿出三本,姜德明就拦住了他:“小秦,你别拿了,这些全是垃圾,你干嘛要追着我们跑?你熟读党史军史战争史,用三五千元买这些垃圾干什么?你为什么不选别人没走过的路,你为什么不去收藏延安、收藏长征?”
姜德明之所以说秦杰有条件收藏红色书籍,是因为秦杰的家庭与革命历史有着不解的渊源。秦杰的父亲是北大理学院学自然科学的进步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成为学联负责人,是1948年以前入党的北大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秘密印刷和散发了大量学运宣传材料。1948年6月,秦杰的父亲秘密潜回家乡重庆市,是少数几名活到解放的重庆地下党员。可惜的是,“文革”中秦杰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家中存留的当年革命史料全被抄光。秦杰小时候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常听父母讲起这段革命历史。
一语惊醒梦中人,姜德明给了秦杰一个很好的启示:“在近现代五四文化所形成的出版物里,经过三代藏书家的倡导,应该说被发掘得很全面了,但是新文学版本中还有一个空当应该去开发。以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毛泽东为主线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史资料作为版本学研究的方向,做出自己的特色收藏。”秦杰曾经以为自己的藏书之路已经走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没想到被姜德明先生点醒,之后的道路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选一个空白,十年之后你就是第一。”姜先生这句话让他重新定位自己的收藏和研究方向。他又进入了一个可以畅快购买藏品之境。“延安的出版物两块钱一册,晋察冀的每册一块钱,非解放区的进步刊物每册五毛钱,成捆成堆的买,摆放在床上分门别类,精挑细拣。”说到此,秦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前辈藏书家引领、提携后辈的品质值得当代藏家学习,藏书与修身养性是个人的事,但文化的承传和发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自此,秦杰的收藏目标转向为近现代出版物中寻找稀见的、艺术价值高的、国家馆藏不足的、原汁原味的、能反映时代特征的革命文献,慢慢收集成即后来被民间称为“红色收藏”系列藏品。
孩子的压岁钱
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的加入,收藏继续升温。红色收藏除了要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判断能力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钱。精品需要重金才能买到。这对工薪层是很大压力。秦杰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动用孩子的压岁钱。秦杰是工薪阶层,没有太多的钱来搞收藏,只好降低生活质量,宁肯粗荼淡饭,节衣缩食,也要把非常有限的财力用到收藏上。为了买书,他多次借过孩子的压岁钱,因为“市场不等人”。为了收藏,秦杰曾把手上戴的金表、代步的进口自行车和身上穿的高档皮大衣全都用来换书。1992年,在华威桥鬼市,他见到一本寻觅已久的古印谱,对方要价200元,可他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家里也没存着这么多款,于是把崭新的进口凤头牌自行车推到寄卖行换钱,如今,这册同样的古印谱的拍卖底价就是6万元。一次河北保定书商送货到北京,他又用自己的金手表换回15本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1997年,在北京报国寺收藏品市场,他生生用身上一件皮大裳换回了几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集,全是赵树理、丁玲、艾青、孙犁等革命作家的早期作品。旁人不解其意。其实,剑走偏锋,秦杰很讲究“英雄断腕”。
1997年春节前后,北京的中国书店从成都购进一大批旧书,已经连续买了几千块钱旧书的秦杰“透支”了,弹尽粮绝,分文不剩。两周后的一天,他发现一册《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1923年中国大学印本,售价仅60元,内收李大钊两篇讲演记录,共6000余字,《李大钊文集》均漏收。“但我手上没钱,中国书店只为我留书24小时”。情急之下,硬是从9岁的儿子手里借出60元压岁钱,方才购得。北京大学闻讯后,6位教授前来抄录,1999年《李大钊全集》全文收录。2007年三四月间,得知有两组“国家博物馆文物照片”流失到香港,他再次动员孩子拿出全部压岁钱,重金从香港追回“全国馆藏历代名画、全国馆藏古代近现代名家书法照片(含底片)”534套。
首届“藏书状元”
经过七年的努力,秦杰43岁那年在北京市举办的第一届藏书大赛中,夺得“藏书状元”的桂冠。
当时,在藏龙卧虎、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城,首届藏书大赛角逐激烈。在划定的三个选区里藏书大家云集。海淀区候选人中有专家、学者,有藏书3万册的著名演讲家李燕杰教授,有名人夫妇吴祖光、新凤霞,也有后来当选的谢其章先生。在“东富西贵”的西城选区,很多候选人都是藏书实力雄厚,藏书条件优越,藏书数量惊人。80岁高龄的原农业部副部长,拥有农业出版方面的图书3万册,为人写序的书就有700本;现役中将、60岁的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藏书高达2万册。而平民百姓秦杰看上去并不出众。
当六名评委在观看了西城区前二位候选人的书房后,觉得没有必要再细看秦杰的藏书了,于是只派了市妇联的一位评委到秦杰家,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评委意料。回去后即建议召集评委会全体成员重新评估。秦杰展示给评委的是40本革命先烈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红色藏品”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失散多年的李大钊学术著作《史学要论》、闻一多《七子之歌》首刊原件、毛泽东晚年追寻多年未果的《政治周报》(创刊于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毛泽东本人主编,是毛泽东亲自编纂的为数不多的刊物之一)、周恩来早年亲自编辑的刊物、1937年10月带有邓小平抗战肖像的文献等。最终全体评委一致同意秦杰入选北京藏书状元。与新凤霞、吴祖光夫妇同台获奖,秦杰当时的感言是“藏书之志壮矣。”
提到这本《史学要论》的来历,颇具故事性。在中国书店的旧书店,这本标价1.6元署名李守常的书无人问津。秦杰不是一个傻藏书的人,他是边藏边学。他曾经读到过李大钊先生字守常,之后便熟记于心。当晚,秦杰查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第一篇文章《李守常文集》就谈到大钊先生1924年出版有一本《史学概论》至今失散人间,他一气儿查完手中所有资料,断定这本《史学要论》就是正在四处寻找但笔误了的《史学概论》。
1998年,秦杰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则“《李大钊全集》计划出版”的消息,总编为李大钊长子、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秦杰立即以一篇“李大钊全集不全”投稿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为慎重起见,把此文转给李葆华,李葆华立刻让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的教授们赶到秦杰家。最后,当86岁高龄的李葆华见到这本书时,几乎落泪,父亲遇害时他已16岁,他确认当时在他家里就有两本这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他在这本书的封面题写了“珍贵文物”四个字,《李大钊全集》终于得以全集出版。
以书养书,追求高回报率
在获得“藏书状元”后,秦杰更是将藏品的搜集范围扩大到了外地。1998年为了更为方便在有收藏半壁江山之称的大上海淘宝,秦杰毅然接受了北京燕京啤酒集团驻沪代办的职位,舍妻抛子,奔赴上海。“我当时孤身一人,推广上海市场,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周日能让我全身心投入收藏。刚到上海,我在文庙旧书市场以每本10元的价格收书,我自己称之为‘洗盘’,当到了1999年,上海藏书界跟这些文庙买古旧书的商贩通气了,不再低价卖书给我,他们说上海的好书都快被我买光了。之后我又转战到杭州,不久他们也不卖给我了。然后我沿着铁路,到宁波和绍兴继续‘洗盘’。”学经济出身的秦杰,对于新兴的经营模式适应能力很快。他利用特快专递的优势,把从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的旧书,快递到北京中国书店直接上拍。由于地区的差异,很多旧书在其他地区价格低廉,然而到了北京,变成了稀罕物,价格高出很多倍。秦杰就是利用了这种地域价格差,将自己收藏体系之外的旧书快递到北京拍掉,用卖书的钱继续自己的系列收藏。
秦杰的“红色收藏”在业内知名度越来越高,藏品也越来越丰富。2003年开始,秦杰又寻找到一个更为方便快捷的收藏渠道——网络。目前秦杰的主要购书渠道则是孔夫子旧书网了。这些年来,仅汇款单据就多得可以斤两论。且寻觅之中,时有惊喜。现在无论是出让还是求购,秦杰通过网上一次列出几十种专题,已是“批量生产”的大手笔了。
逐水草而行 创新强占先机
秦杰,一个工薪阶层,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从古代到近现代珍品书报刊的博物馆。他的成功之道异于常人,他并不是盲目藏书,而是有远见地专注于专题、系列,藏书得法。他收藏不跟风,有自己的想法,独树一帜。他在收藏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将收藏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当作一种事业来孜孜不倦地追求。2008年1月,秦杰专著《红色收藏》(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些年,随着他的红色收藏与日俱增的知名度,秦杰已经陆续卖掉了一些藏品,可以说他终于等到了收获的季节。可是如果你去他家,你会发现,一切都还没有变,两间书房仍旧堆满了旧书,家里也没有添加任何高档的电器或家具,他也仍是一聊起收藏就会忘记时间,他会兴奋地告诉你,他已经又开始挖掘新的收藏专题,开始准备迎接市场的下一个热点了……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暴发60周年纪念,秦杰奉献出自己的藏品举办展览。展品中:魏巍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首刊(1951年4月11日)和《谁是最可爱的人》最早单行本及最早修订标准本同时展出;巴金名篇“团圆”(《上海文学》)及改变成的电影《英雄儿女》全套系列出版物和海报;《志愿军军歌》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首发(“打败美帝野心狼”志愿军战士词 周魏峙曲);早年大幅电影海报《奇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打击侵略者》、《上甘岭》、《烽火列车》和大幅宣传画邱少云、黄继光、罗胜教;多幅《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证明书》、《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奖状》、大幅抗美援朝作战地图等;最为稀见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在抗美援朝前线慰问志愿军时的珍贵老照片数十幅。
2009年11月4日,上海迪士尼项目获国家核准。2010年4月,美国迪士尼(中国)公司加入上海世博会美国馆赞助商行列。上海世博会美国馆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外国馆。上海世博会和上海迪士尼项目成为拉动内需,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引擎。秦杰瞄准新的制高点,率先创新强占商机,大举进军迪士尼收藏品。
还有三年,秦杰断言:上海迪士尼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仅仅半年时间的冲刺,他已拥有迪士尼经典影片海报多种、中国最早的迪士尼卡通连环画《米老鼠开报馆》(1947年出版)、中国著名画家绘制的米老鼠·唐老鸭连环画底稿几十幅、60年前就绝版的“米老鼠”糖纸包装“ABC米老鼠奶糖”老糖纸47种200张、美国二战期间的原版迪士尼画册、成套各国早期迪士尼卡通连环画、港台迪士尼原版画册、各国迪士尼邮票钱币、30年来出版的中文米老鼠·唐老鸭连环画2000余册。一个同国际接轨的创意文化空间初局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