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1日，对于英国伦敦鲁斯利普(West Ruislip)地区的“班布里奇拍卖行”来说，绝对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么一间狭小的拍卖行里一件清代乾隆粉彩套瓶拍出了中国艺术品的空前高价——5.5亿元，无数人跌破眼镜。
英雄不问出身
关于花瓶的确切出处，目前无人能知其详，显然说不上传承有序。目前只能知道它出自一个英国家庭，从1930年左右至今已在这个家庭的一间布满灰尘的阁楼中书架顶上沉睡了70年，至于其更早的身世，一说是其已故主人当年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手中获得的；另一个说法是其已故主人从当年喜欢探险的一个亲戚手中取得。《每日电讯》推测它是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掠夺至西方。那家人的后代显然不知道花瓶的价值，直到最近一次清理父辈在伦敦西北平纳区(Pinnes)的老房子时才发现了这件宝贝，所幸没有当垃圾随意丢弃。谁能想到，这么一件灰头土脸的花瓶能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迅速上位，可谓一锤走红。看来，世界上并不缺少宝贝，只是缺少发现宝贝的眼睛。
安能辨它是雌雄
这次拍卖极大地吊起了各大外媒的胃口，似乎这件艺术品本身内在的艺术价值已经完全被这次创纪录的天价所埋没。在拍卖的第二天，也就是2010年11月12日，《每日邮报》、《泰晤士报》、《地铁报》、《桑坦德晚报》等都辟出专版大篇幅介绍这次拍卖。对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天价花瓶的真伪也莫衷一是。
《每日邮报》盛赞“这堪称一次世纪之拍”，资深古董专家约翰·阿克斯福德(John Axford)也毫不吝啬地给予高度评价，并分析其能创纪录的原因：“完美无瑕的杰作，而拍卖适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这次拍卖正处于伦敦举办的亚洲艺术周期间，而拍卖行与世界知名拍卖行——苏富比仅一街之隔，世界各地的收藏大佬云集于此，这才有可能使中国的收藏家为中国带回了一件稀世珍宝。
而《泰晤士报》则援引英国老牌寻宝节目“古董路演”的鉴定专家阿瑟·尼格斯(Arthur Negus)的话，“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赝品”。班布里奇的经理大卫·雷(David Reay)描述这件花瓶时也说，“它或者是一件最好的复制品，或者价值百万”。这件花瓶在40年前就参加过一个废旧物品的拍卖，结果由于惨不忍睹的价格才没有被卖出。事实上，仅仅在拍卖前的两个月，它的估价也仅仅是800英镑，而这件花瓶的拥有者也仅仅把它当做一件普通的装饰品。
实际上就这件花瓶的艺术价值，国内专家也褒贬不一。“这瓶子几乎涵括乾隆瓷器制作最复杂工艺，多种釉色，内绘青花，外画洋彩、珐琅彩、粉彩、描金、镂空、转心、浮雕、浅刻，再加上40厘米高度。”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中的评论和这件花瓶的装饰一样极尽繁缛。的确，论及工艺，这只花瓶属于“清三代瓷器中的巅峰之作”。
收藏家马未都认为：“盛世时的审美都是艳俗的，这件花瓶当然也不能免俗，一眼望去就剩漂亮了。”也有评家指出：“历朝历代，最好的工艺品自然都出自皇家，而最好的艺术品却几乎全部出自民间。即使是官员艺术家，他们创作的黄金时期也往往在其仕途的被贬谪时期。”
工序之复杂、表面拼贴之豪华， “除了匠气还是匠气，除了繁缛还是繁缛”，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这也应了一句老话：“真亦假时假亦真。”
犹抱琵琶半遮面
每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动听的故事。卖家身份的扑朔迷离也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起初，拍卖行称，为了保护隐私，隐去姓名，卖家是一对兄妹，坊间遂以兄妹称之。其实外媒对这个说法也有分歧。《泰晤士报》说卖家是一位年长的母亲和他的儿子及儿媳，亦即这对中年人是夫妻，并非兄妹。
2010年11月21日，《每日邮报》爆出这个花瓶的真正卖家是英国一个退休的律师和他年长的母亲，而并非此前媒体所说的是一对兄妹，这对神秘卖家才浮出水面。
当天，托尼・约翰逊和珍妮・约翰逊母子二人目睹他们送到拍卖行的花瓶以高于最低价40倍的天价成交后，两人惊愕。最后落锤，拍卖师歇斯底里地大叫“成交”，并与中国神秘买家握手时，约翰逊母子迅速转向拍卖行大门，速遁。
54岁的托尼・约翰逊也讲述了他们获得这件天价瓷瓶的经过。托尼称，他们是在清理托尼去世的姑姑家中物品时，发现了这件宝贝。而托尼的姑父是一个退休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他在2006年去世，把所有遗产留给了托尼的姑姑，包括一处房产和这个乾隆花瓶。与花瓶相比，房产只值13万英镑(合137万人民币左右)。
托尼说，乾隆花瓶一直摆放在托尼姑父起居室里一个破旧的书架上。今年1月左右，托尼的姑姑也辞世了，这些遗产又被托尼85岁寡居的母亲和托尼本人共同继承。
小鬼当家
无论竞拍者击鼓传花地拍出多么高的天价，最能受益的非班布里奇这个小小的拍卖行莫属。这个偏安于伦敦西北一隅的拍卖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足300平方米、现在还摆满了各色家具的仓库。就连英国知名拍卖行的资深评估师约翰·阿克斯福德也坦诚，若非这么一桩拍卖，“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这么一家拍卖行”。这家拍卖行之前常做500英镑以下的拍卖，它们之前最大一笔交易也仅仅拍出了10万英镑的明代藏品。而这笔天价拍卖给它们带来了860万英镑的丰厚佣金，这是令苏富比之类的大拍卖行动容的数字，老板皮特·班布里奇落锤之后乐的合不拢嘴实在是发自肺腑。拍卖本身也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想在这个市场成为佼佼者，你不一定非要像苏富比和克里斯蒂一样成为一间国际性的拍卖行。
闲话谈资
拍卖以来，天价中国花瓶已经成为英国当地人们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必备谈资，甚至连平时不怎么关注新闻的人，一说起“中国花瓶”，都不误嗟愕地说“我听说过！太震惊了”。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对如此高昂的拍卖难以理解，只将其当作一则奇闻轶事，“路过，我只是打酱油的”。
瓷器爱国主义？
不牛逼，毋宁死。豪情万丈的中国人正在用骇人听闻的激情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第一。
和中国的高铁相比，中国富豪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刷新纪录的速度同样令人咋舌。香港苏富比于2010年10月7日拍卖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 2.5266亿港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工艺品及瓷器世界最高价纪录；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个记录就被5.5亿元的乾隆花瓶拍死在沙滩上。《金融时报》记者史堤夫文森惊呼，天价花瓶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义”。这一提法让正在面临中国崛起焦虑症的中国人感觉很给力。
其实“瓷器爱国主义”无非是一顶昂贵的洋高帽，拍家得了便宜就卖乖，利用媒体炒作，送出一枚“爱国主义”的糖衣炮弹。但是这恰恰迎合了国内民众和竞拍者的心理诉求，民众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买家既切切实实得到了拍品，又竖起了爱国主义的牌坊。
如果用不断飙升的拍卖价格来定义爱国主义，那么我们的爱国主义有些“含金量”过高。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列强的疯狂掠夺导致了如今的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外流，数以百万计。而今每每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中国艺术品，动辄会刺痛中国人很弱很自卑的神经，它们身上承载了国人太多的共同精神记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已是国人共同的内心渴望。不过粗粗算来，这些流失的艺术品若都以拍卖的方式实现回归，恐怕只能是“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这种不计成本、几近疯狂的爱国主义只能成全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二次掠夺。能以估价上限的40余倍的价格成交，难免被人诟病为“钱多人傻”，也更难怪《太阳报》这样形容伦敦的“拍卖师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他几乎敲坏了木槌。”
其实，给一次单纯的拍卖冠以爱国主义也是强人所难。首先内地富豪急于拿下这件乾隆套瓶的初衷绝不是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再者，他们都是理性大于冲动的投资者，他们看重的是文物的商业价值，绝不会一时头脑发热而一掷千金。当今中国以至于世界范围内通胀风险与日俱增，如何保全自己的资产也是富豪们冥思苦想的问题。当他们无法从实体经济获利时，大资金就会转向其他可以迅速获利的机会。炒楼市、炒股市、炒黄金、炒蔬菜、炒水果、炒玉石以及炒艺术品都是通胀预期的延伸。
或许，这个不经意的天价纪录也是一场华丽的炒作。拍卖场本身即秀场，富豪们借助这个奢华的拼钱游戏和史无前例、鲜有来者的记录以及煽情的爱国主义标签，让竞拍者和拍品赚足了眼球，也为买家将来顺利出手而赚取更大的利润积攒了噱头。还是内地富豪了解国情，拍卖也能讲政治。
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每个人的人文关怀也不尽相同。竞拍流失国外的中国艺术品的中国富豪们未必不爱国，但也不能将拍卖瓷器简单地等同于爱国主义。“瓷器爱国主义”但愿不是一个圈套，比起来，“慈善爱国主义”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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