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编年史》(吕澎 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是艺术史家吕澎继《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近200万字，2000幅图，详细并全面记载了自1900年以来中国艺术发生的事件、出现的人物以及产生的作品。特别是，在每一年的编撰中，有“概述”、“政治背景”、“电影”、“文学”和“音乐”；在艺术的描述上，有“人事机构”、“活动展览”、“艺术家”及“著作出版”等，采用了综合的方式，跳出了所谓“艺术本体”的范围，使读者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重大处可揽国家民族之命运，小处可见社会民生之心态，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尽显其中，鲜活而充满趣味。
众所周知，但凡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 著名历史学家周传儒曾经说过：“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惜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乃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 周传儒 著 开明书店 1934年出版 上海） 1940年，顾颉刚在《史学季刊》的发刊词中写道：“故作考据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查，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到，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也。”
从上述的文字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材料的重要性——我们无论研究的对象有什么样的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至关重要。所谓史料先行：就是在做研究之前，先以整理相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熟悉相关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会产生研究的方向，在此前提下，再选择研究的基本方法，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难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只有在熟悉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发现新史料，新史料是相对旧史料而存在的，不熟悉旧史料也就无法判断史料的新与旧。
吕澎在编著《中国艺术编年史》的过程中，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我想说的是，强调史料并不意味着史料就是史学，而是对史料重要性的一个基本判断。因为，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者重建历史，重建历史的是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能力，是研究者的人生理解和社会体验的综合体现。史料本身是客观的，是不变的，但研究者对史料的判断和理解则是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吕澎书中最明显的特点，原因很简单，吕澎的思想在发生变化，他的人生体验在不断发生变化。其实，在具体的研究与梳理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始终交织在一起，这同样是吕澎书中最明显的特征。其实，离开史料的思想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艺术编年史》是一部好书，它的重要性在于，为艺术史的研究与梳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对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研究与梳理，国内还不成熟，文献积累零散，远不如现代文学完整、系统和成熟。吕澎耗费五年时间完成的《中国艺术编年史》，在未来的中国艺术学术史研究方面会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本中国艺术史的编年性专著，本书的努力为以后的艺术史研究和梳理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尤其是，对这个起点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一回事，但以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肯定绕不开吕澎的著作，当然，还有吕澎的开创之功。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艺术编年史》的写作方法上，吕澎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艺术现象或风格背后的社会结构上，史学观点也有了更大的自由，不但填补了中国艺术编年史在研究和梳理上的空白，也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建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众所周知，艺术史是关于历史的知识，人类在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文献和经验，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讨论历史。吕澎的编年史告诉我们，将一件普通的事件放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艺术编年史》也许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工具式文献，它以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许多知识改变了中国人的视觉习惯。用吕澎的话说：“这个改变既是艺术的，也是历史的”。吕澎的贡献在于，在《这个艺术编年史》的编撰中，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历史的形状，我们在这个形状中理解艺术，理解艺术史，不同的读者会获得不同的启示。
对“年谱”或“编年史”的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他学科相对完善。吕澎的的《中国艺术编年史》确实耗费很多心血，他的努力和探索精神令人感动。如此费力的学术史研究，在今天实属难得。作为一本专业性的研究著作，它所具备的专业因素和体现出的专业素养，却结结实实地存在，期待着同行和专业人员的检验，无论同行的评价是什么结果，我都为吕澎的成果感到高兴，这本编年史毕竟完成了一次中国艺术在中国的全面旅行，为以后的漫游者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地图，以后的旅行者可以另择他途，但有吕澎的《中国艺术编年史》的存在，后来者的方向感会更加明晰，它像一个路标，是一个艰难探索者留下的足迹……
《中国艺术编年史》是一本专业史，完成这样的著作通常需要作者即有专业方面的训练，又有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素养，在我看来，这两点在吕澎身上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吕澎过去有过多部艺术史方面的专著出版，可谓训练有素，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用力甚勤，前些年他写过《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为他完成这本《中国艺术编年史》作了专业训练方面的保证。如果没有专业方面的素养，很难完成此书。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一部专业性通史性著作的完成，可能是建立在许多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但编年史的专业著作，自有它的独特意义，它为我们了解一门具有专业性的技艺提供了完整的历史，使这门专业的历程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它所获得的学术史意义，使吕澎这本专做的价值不会被学术史忽视，更不会笨、被学术史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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