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包括历史事件和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及理解，前者是客观存在和发生的，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惟一的；后者带有主观性质，是对客观历史的叙述，在发展中形成了历史理论，是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的，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理论，因此对客观历史的讨论是一种研究方法。
“历史主义”一词译自英文“historicism”或“historism”，而二者实皆移译自德文“Historismus”。【1】不同的时期，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和界定都有所不同，但是历史主义的学者们都强调个体化和发展来区别启蒙史学观念。在20世8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哲学等的影响，思想界争论不断。特别是90年代之后，历史主义思潮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2】。就其方法而言，它总是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关系中，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本”关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3】因此，新历史主义所针对的是整个文化或社会状况，研究的视野更加宽泛。
新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历史意识，它是对被给定历史的质疑，也是对有选择性记忆的历史的重新判定。这些创作旨在揭露历史的真相，进一步说明历史与国家和政治的关系。
按照批评家王林的观点，新历史主义主要是知识分子对话语权力的要求，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减弱时，必然会再去寻找历史来作为自己的支撑，因为对知识分子来说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文化意识体现为对历史的关注。【4】因为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新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是对既定历史的重新审视，对现存的关于与历史有关的艺术作品、图片资料及已经被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等进行研究，追问其背后不为人之的东西，是对正统的官方意识的挑战。
事实上，89年之后虽然具有历史意识的艺术创作在语言方式、观念方法上较之前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是对历史的再记忆，是对所谓写入正统的历史进行的表现，但由于受社会因素、个人经历、国家政权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软弱性等方面的影响，这批具有历史意识的创作并未完全把个人对历史的观点和研究表现出来。在此之后，艺术创作对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停止，还有一批与历史有关的创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现象，即新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对已经存在的历史重新研究，深入挖掘历史背后的存在的东西。
新历史主义的产生跨越了传统历史主义的范畴，对传统历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毕竟，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只存在一种，而历史情景是无法再现的，新历史主义通过对历史真实性的追问，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对艺术界来说，新历史题材的创作虽然没有形成一股潮流，但受到越开越多的关注。
【图1】《纪录--1971》“Record--1971”，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400cm×233cm,2009l
【图2】《纪录--1979》“Record--1979”，布面油画Oil on Canvas，400cm×233cm,2009；
马堡中在20世纪90年代也选择了当时的主流艺术题材的创作，即对重大历史题材的表现，如他在1993年创作的《志愿军总部》，反映的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但他的创作少了政治波普的政治性，新生代的调侃及玩世现实主义的泼皮，他从个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入手，去自然地表现个人的历史观。马堡中的《开国大典》让“新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引发了艺术界对新历史题材艺术的讨论。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随着国家政权斗争的变化几经修改，甚至重新创作，马堡中按个人对《开国大典》及其中历史人物的理解，创作出了数组绘画，这些作品的尺寸都是按原比例复制的，讨论《开国大典》被不断修改的背后隐含的政权斗争、人物命运、历史真实性等问题，以个人的方式去解构被人承认的历史图像。通过艺术的方式将《开国大典》修改的历史记录下来，形成一个图像纪念，通过数组绘画并置在同一空间中追溯《开国大典》复杂的历史变化，将绘画的平面性转向了空间叙事。《在路上——毛主席去安源的60次碰面》是马堡中新历史绘画的另一实践，也是对历史图像的解构，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在“文革”期间曾是艺术创作的典范，被广泛宣传。马堡中以此作为素材，表现了曾深刻影响人们精神的图像，解构了《毛主席去安源》的样板戏图式。因此马堡中的新历史绘画大多以被历史默认的新闻图片为素材，并加入了个人独特的视角，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他所认识的历史是受国家政权和意志控制的典型。
刘勇在20世纪80年代也创作了与历史题材相关的作品，如《重庆谈判》、《战俘》、《帝国的“葬礼”》等都是其早期历史画的代表性作品。与当时形成潮流的反思“文革”历史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不同，刘勇的作品仍是对革命历史事件的表现，带有明显的写实性，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用刘勇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试图“真实还原历史”，让“文革”中被屏蔽和丑化的形象重新回到画面上，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而《同志们》系列是刘勇新历史绘画的实践，仍然是在还原历史，但还原的是个人记忆的历史，而不是所谓国家宣传的历史。在这批创作中刘勇借用了一些表现领导人的新闻照片，但不是完全的写实主义，而是将画面做了模糊化的处理，有种照片底片的效果，试图解释什么疑问，但这种疑问因为模糊性而变得更深，艺术家把领导人胸前戴的像章表现的特别突出，这是一段逐渐逝去的历史，也是艺术家记忆的历史。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反而提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和反省，也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的真实提供了一个途径。
【图3需去水印】《同志们》NO.1(3) Comrades No.1(3) 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280×200cm 2006
【图4需去水印】《同志们》NO.4 Comrades No.4 综合材料 Mixed media 200×150cm 2005
刘勇和马堡中的新历史绘画不同。马堡中更多是通过历史图像对其背后政治权利操纵的批判，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表现，从一个点出发去追问历史的真相。刘勇的创作虽然也以历史图片为素材，但要温和的多，并没有直接去揭露其中的政权问题，而是通过艺术处理消解其中的政治性，更多的是在引导人们对毛泽东时代或“文革”历史的再研究，表现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个人的新的历史意识。
【图5】张大力，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
张大力在创作早期就已经关注历史，比如早年的《对话》系列，关注城市的变迁，是对历史资源的一种利用。而历时五年创作完成的《第二历史》是表现历史的又一代表作，是对历史问题最直观地揭露。该作品是一件纯档案形式的创作，张大力从那些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关于政治的新闻照片入手，他发现很多照片都是经过技术处理的。艺术家通过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从档案馆中搜集整理出这些照片，并将收集到的人们所熟悉的历史照片的“原版”与现在广泛宣传的照片进行对比。仔细观察会发现看似相同的照片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抹掉一些人物、背景，添加一些元素，使之看起来更符合国家、政治和宣传的需要。所以人们现在通常看到的历史照片很可能并非是当时拍摄的东西，因为种种原因，那些老照片也是经过处理的。用张大力的话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和知道的，实际上都是“第二历史”，“第一历史”被有意地遮蔽了。当艺术家以类似“找茬”游戏的方式将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呈现在眼前的时候，人们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历史这个问题，还有国家政权的问题。由此，张大力的创作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历史的反思性。
张晓刚的《全家福》系列、《大家庭》系列、《记忆与失忆》系列等都是对历史元素的借用，特别是对“文革”标准脸谱的借用，传达出的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记忆。《全家福》系列和《大家庭》系列都是以肖像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画面以灰色调为基调，人物的面孔惊人地一致——黑亮无神的瞳孔、紧闭的嘴唇、呆滞的表情、标准化的姿势及“文革”时期特有的发型和服饰等，这些都是受到历史背景模式化的影响，是长期以来的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集体意识的集中表现。用张晓刚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是“一个纯粹的类型的人”。这些表面平静的人，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纠缠的种种情结，关于个人、家庭或社会的。《记忆与失忆》系列表现的不再是人物肖像而是物体，画面的格调仍然是灰色的，画面中各种物体看似不经意地组合，却仍表达出了艺术家对私密性、个人性的窥探。
与表现宏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同，张晓刚更注重从个人内心出发表现历史，以表现家庭为切入点去反射历史所留给人的东西。用带有历史特点的图像去反思、批判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解构。
历史被重新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后，新历史意识的创作活跃起来，艺术家从关注集体意识转向表现个体意识，除了以上典型的创作外，还有其他艺术家也在涉及这一方面的创作，如陈家刚的摄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记录历史”，表现了国家工业发展的过程，更多是在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诠释和思考，如《三线》系列、《大三线》系列。
虽然很多新历史题材作品是对现成图像的挪用或借用，但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涵义却是深刻的，他们希望从现有历史出发去深入发掘和探讨历史过程，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对历史问题的关注，有勇气去面对历史问题，认识历史真相。至此艺术家就完成了其应有的职责。
虽然在艺术界，还没有明确界定新历史艺术的概念，但它已经显示出了与具有官方史观的历史创作的不同之处，新历史更多是一种创作方法和观念，是一种与传统历史相关但又不同的创作。此类创作在传统历史根深蒂固的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
不难发现，新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是八九后具有历史意识创作的重要而典型的部分，与传统历史题材的创作不同，它带有更多的严肃和沉重，将历史重新剖开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些为人所知的历史变得陌生、疏离。新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是在引导人们对既定历史及其真实性的反思，也是对传统历史背后存在的国家和政治策略的批判。
新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角度，也推动了与传统史官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的出现，但是此类艺术创作并不是以修正历史为目的，而是艺术家个人对历史的独特表达。这类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既是艺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又是中国语境中产生的特殊的创作倾向，是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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