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博物院藏潘玉良自画像研究

一、潘玉良自画像的创作背景 
 
潘玉良
1940年作于法国的一幅自画像(图1)，被公认为其自画像中最美的一幅。为何称之为最美呢？潘玉良并不美貌，那么她的真实相貌到底是如何的呢？这里的最美如何定义？关于潘玉良本人真实的容貌，一直众说纷纭，普通的观者对潘玉良认识往往来自于影视剧，对巩俐、李嘉欣等大美女演绎的潘玉良印象颇深，又由于以往的资料里过分渲染潘玉良曾经出身青楼的那段经历，在人们的印象中，尤其在知名安徽籍作家石楠写的《张玉良传》中，按她的推想：玉良应当出生在江南，貌美如花、娇柔善感。实际上从潘玉良年轻时的照片来看，她并不美丽，相貌平常，更谈不上美艳了。20世纪60年代与其一起工作并成为好友的画家林霭撰文《苦命画家潘玉良》，对过去的资料里过分渲染潘玉良出身青楼极为不满，她强调潘玉良为婢女而非妓女，为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用“相貌奇丑、画技高超”为题，形容其相貌奇丑，只因善良而让人亲近。1921年与潘玉良同船赴法的苏雪林，在其文章《再谈薄命画家潘玉良》中，为玉良容貌鸣不平。别人皆以为这位画家容貌不甚美，总也过得去，林霭却说她奇丑无比，为什么这么评价呢？据林霭回忆，她去潘玉良画室拜访时，只见她披了件长毛外套，站在窗前，好像一只大猩猩，把她吓了一大跳。正因为这段经历，林霭在其他报刊发表一些关于潘玉良的文字，总说她丑而且奇丑，好像是个青面獠牙的恶鬼，不具人形。再对照玉良真实的照片，本人并非大猩猩，而面孔的确太长，唇太厚，眼睛又眯眯地，显太细，是不美，却也未必是吓人的奇丑。在苏雪林的回忆中，潘玉良是五短身材，颇为结实，皮肤不白带褐色，双眼炯炯有光，脸孔是稍嫌长，却又并非照片表现之甚。
      我们了解了潘玉良的真实相貌，再来看她的自画像，就有更深层次地认识了，这幅被认作是潘玉良最美的一幅自画像，首先在于这幅画弱化了潘玉良脸部五官的缺点，被美化了，这种美化来源于画中所自然流露的情态。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的：我们注意到整幅作品用色丰富，笔触明快。潘玉良在画中的中式古典盘发和极具古典气质的中式绣花黑旗袍，极好地衬托出她内心的温柔婉约，画中潘玉良迷离的眼神又仿佛透出一丝忧伤。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沦陷，潘玉良栖居郊外，怀着对德、日法西斯的忿恨，在这一时期，潘玉良有很多佳作问世，她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心中丰富而炽热的情感。
       由于战争爆发，潘玉良不能回到祖国，而与故乡远远相隔，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和亲人，她将这份思乡之情投入画作，使整幅画面传递出浓浓的东方韵味。这与潘玉良内心对自己的期许又暗自吻合起来了，由于其早年的青楼经历，潘玉良的出身一直为旁人所诟病，人们总是对她的身世指指点点，从骨子里看低她，这也成为潘玉良一生之中最挥之不去的隐痛。而她的内心是坚强的，她对自我形象的期许是端庄而典雅的，因为那是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所具备的美的特质。显然，敢于同不公正的命运作斗争的勇气使画作中充溢着向上的、昂扬的情态，画者内心深处浓浓的东方情结，使画作中的玉良自信而兼有东方的韵味美。
       当时的巴黎沦陷，祖国陷入抗战，国内一片水深火热，民生涂炭。身在异国的潘玉良，怀着对祖国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对祖国未来命运的忧虑与牵挂，于眉宇间又透出那一丝丝淡淡的哀愁。
       古典高雅的着装，端庄大气的姿态，眉宇间那一缕淡淡的忧愁，增添了玉良的神秘美感，无疑成就了一幅形神兼具的美图。
      《红旗袍的自画像》(图2)，创作于约1940年，身穿红色旗袍的潘玉良坐在椅子上，双手自然下垂放在腿上，右手拿着一封信，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鲜红的大花布，在红色背景和红色旗袍的衬托下，画者手中那写着“玉良”二字的家书尤为醒目。在玉良远赴法国求学的漫长岁月里，她与家中的情感联系全依托彼此来往的信件。每当接到家书，玉良的思乡情绪就更为加深，她的那丝忧愁也在画作中不经意地流露。祖国的现状如何？家乡的生活怎样？孩子好吗？家书勾起了埋在心底的最深的思念，画者的忧虑之情与红色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给观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不完全统计，画家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自画像，无一不是微锁的双眉，紧闭的嘴唇，眼神中透出一丝哀愁。当时祖国在敌人的蹂躏之下，潘玉良此时内心对家人的牵挂日益加深，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又陷入深深的担忧，而作为自己，又不能做点什么，唯有“少说话、多作画”了，她将自己这种思念之情倾注于画作之上，就使今天的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幅饱含思乡之情的画作了。

       另一幅潘玉良作于1945年的自画像(图3)，在这一幅画中画家用色丰富，笔触明快，配戴着项链，且把一盆芍药放到身前，这时祖国的抗战已取得胜利，潘玉良本人也当选为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并获得“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意气风发，内心充满自信，眼神中那丝哀愁终于褪去，画作表现的色调也变的轻松明快，主人公红润的面庞，色彩明艳的花朵，都衬托出画家此时较好的心情。
约作于1950年的两幅自画像中，观众可以发现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潘玉良的面部表情有很大变化，尤其是鼻子，显出一种很不舒服的姿态，当时，潘玉良鼻炎发作，身体状态是日益下降，从这两幅作品中也能感觉她的苍老和疲惫之态，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内时局未稳而尚未能回国的潘玉良心中，不仅充满惆怅，也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感到担忧。
二、潘玉良自画像的艺术价值
      从解读潘玉良画作的创作背景可以得出：画家的心绪和情感与画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潘玉良的画作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艺术成就，得到那么多人赞许和喜爱，正是因为其画作传情达意，饱含了画家丰富，真实的情感世界，这样蕴含深情的画作才能吸引人，才能打动人。
潘玉良的出生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她坚强的性格并不像命运低头，而是笔耕不辍，不断向最高的艺术殿堂迈进。她的这股韧劲、闯劲，注入画作，我们感受不到其画中有任何矫揉造作，有的只是一股顽强不屈的精神气，为其画作增添了不凡的色彩。
文中选取的几幅作品的创作时期属于潘玉良艺术生涯中晚期，此时潘玉良的绘画风格已日趋成熟，正着力于“合中西于一冶”的艺术风格探索。于潘玉良同时期的画家作自画像的也不乏其人，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大师徐悲鸿，但都不若潘玉良自画像中的那种别样的美。由于潘玉良对自己的期许，是一个端庄、典雅的东方女性，传统的思想使本人有着浓浓的东方情结，画面中充溢着大量的东方元素。如1940年的所作的《黑旗袍自画像》中的中式古典盘头和中式绣花黑旗袍，她用毛笔细腻的勾勒人物线条，又将西式点彩大胆运用其中，使整幅画面产生一种过目难忘的美。这种美不是古代文人画中含蓄温婉的小家碧玉之美，也更不同于西方野兽派画作中浓墨重彩、夸张变形的浓烈之美，而是集合了画者的情、思、神韵的，具中国古典风韵，又有西式美艳色泽的，贯穿中西的大家闺秀之美。潘玉良自画像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其艺术造诣的高低，也不是其所达到的艺术技巧之深，而恰恰是其中蕴含的情，使画作充满生机而打动人心。她不是刻板的在描摹人像，而是投入深深的情思，带着一颗爱国的灵魂，将真情所感挥洒与画作之上，使其自画像作品产生一种独特的韵味。
三、潘玉良画作背后的精神世界
       潘玉良一直以“我”为题材，为自己画像，她各个时期留下的代表作多为一张自画像，纵观她的一生，自画像构成她艺术演绎的一条主线索，那其为何爱作自画像？自画像背后蕴含着哪些意味？
对于此，笔者是这样分析和理解的，自画像作为研习西洋画的学生的一种常规训练方式，在让绘画者学习表现技巧的同时，更催生、诱发、激活其自我感知，自我认识的意识，它引导作者深入地观察自己，敏锐地捕捉自己瞬间的形神，并加以心领神会的摹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画像的流行是个人主义时代到来的标志，人类的自我觉醒程度越高，自画像中对于个人感情色彩的表现力也会越强，我们可以从潘玉良早年的经历中得知，她是在“五四”千载难逢的时代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接受现代美术科班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一位女性，她所受到妾的身份和女教授，女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困扰，但她顽强不屈，不向命运低头的品格使之用艺术之名勇敢地和不公正的人生际遇作斗争，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创作出这样一幅幅以“自我”为艺术表达角度的画作。
       她之所以爱创作自画像，是因为自画像最能表达自我情绪，内心的情感可肆意挥洒在画作之上，自画像也最能展现作者内心的情感世界，尤其我们看到潘玉良自画像创作最多的时期，正是画家第二次赴法期间，漂流异乡，远离亲人，心中的愁绪如何抒发？画家就用手中的画笔，画出自己在不同时期的情态，记录自己的欣喜悲伤，倾听内心深处的独白，与自己的精神交流，也传递出思乡的情绪。当画家得到奖章，获得认可，自信十足之时，为我们留下的就是一幅幅色调明快，充满生机的意气风发之作。画家寄情于画作，这样的作品无论是表现低沉，悲愁的心绪压抑或是阳光欢快的心情，都使观画者与画家的内心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通过欣赏其这一幅幅寄予深情的画作，仿佛进入画者的内心世界，不仅为她坎坷的命运而感叹，也更为其顽强不息的艺术品格所折服。
      无疑，潘玉良是很爱作自画像的一位女画家，而几乎每一幅自画像，也都被美术史公认为是其杰作之一，对比其早期和中后期自画像作品，在1937年潘玉良第二次出国后的作品，技法明显更为成熟，尤其是用中国书法的细腻笔致来勾画人物轮廓和五官，更突出了人物的东方韵味，潘玉良在其中后期的自画像中描绘出端庄、高雅、大方、温婉，极具东方古典之美的自我，那是她从生活历练中对自己形象的追求和期许，于温婉的神情中透出一丝坚毅，体现出潘玉良刚柔兼具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