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因参加同事的画展开幕式，聚餐间有珠三角地市的数间美术馆馆长同席，我从馆长口中得知即使是这些低于大都市级别的“官办”美术馆，每年公共拨款也有数百万、千万、几千万不等之数。这事让我想起自己曾撰文反驳过一家美术馆艺术总监公开“喊穷”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情况是拍卖行与画廊主导着艺术市场，而学术却显得苍白无力……现在各级美术馆严重缺乏收藏资金”，所以“学术”不能“通过各级美术馆的收藏”来提升，呼吁国家加大拨款。当然，千万、几千万比较于炒市里奔亿的明星作品而言，确实不够购藏画作一角，而且，三角地区财粗才这么投点文化的，内地美术馆未必这么富。
但是，我的逻辑主要在于，不能总是以类似那样砸钱“赌硬件”的思维、思路看待美术馆建设问题。说实话，市场化以来，我认为就对艺术事业、学术的贡献来看，画廊、拍卖行等做得远远比美术馆好，相比之下我甚至难于明确“美术馆是干什么的”：说它服务于学术吗，又看到它谁给钱租地给谁办展览，绝少(全国范围考量)见到它有信服力地从社会、市场里面集中而推出学术成果;说它服务于民众吗，它又才刚刚免费，在地域、社区的艺术教育、推广和民众素质提升上乏善可陈。可以说，美术馆这些问题，基本上也是社会特定问题的缩影，这就像美协、全国美展跟画廊、画廊里的艺术展的本质区别，人家都放下身段跟民众、买家(消费者)贴身服务亲密往来了，它还是一副养尊处优的“官样”。可以预见，如果美术馆不能正视自身本质问题，不能改革转身，待艺术买卖普及不再“天价”或社会中产阶层增加之后，市场里的画廊、民间公益艺术机构还将进一步把“官样”的美术馆远远抛在后头。
遗憾的是，“唯硬”思维似乎仍是目前“美术馆建设”的势头，活像这些年的拆迁、挪地、壮盘的城市化运动，眼里尽是硬邦邦的房子、地产。我才批评过泉州当代艺术馆豪言要做成“标志房产”的，各地国家级的、省地市级的，已兴土木或图纸计划中的，凡都力奔“标志”，非像CCTV那一裤裆不算“硬”。我们的文化建设为什么也是只知“拆”和“搬”，而不懂得“稳”和“慢”?这不，连上海美术馆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宝地，也要搬迁了，而且据称标起“中华艺术宫”这样“大而无性”之馆名，完全是一种“文化跃进”式举动，跟当年形肿质杂的“大学合拼”潮流无别。显然，理由应该有“硬件不足”的原因(比如空间小等)，可是，解决问题，并非没有保全、成全的方案可选，比如仓库搬迁、像卢浮宫那样向地下扩建、外联等都是可想之计;更关键的是，大家算过个数没有：新址再大再硬，旧址历史之渊源、人文之积淀、周围环境协调之人性这些“软能(量)”损耗怎么补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在公众、市民心中形成“文化地标”，难道比硬邦邦的“建筑地标”更无意义吗?你能想象卢浮宫不在旧城那条街、不是与那些皇相关吗?
所以，我较关注、留意美术馆建设的“软能”问题，这个问题，形象点说，就像我批评泉州当代艺术馆时提出的：既然是进行文化艺术公共投入，从效益上讲，多达“13亿”的资金，到底是要一个盖里的“标志盒子”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公益，还是另有更好的能让民众受益的其他方案?如果这样的问题想不好，建好的“标志盒子”再眩目，意义何显?比较一个数字，2012年为推动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力争到位”要设立的“国家艺术基金”也不过2亿而已。美术馆的“软件”问题，制度、组织、人员聘配等管理、经营中的精神、理念、观念问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细究、精补、完善，其所积聚的能量更能促进美术馆的生产力发展。比如，我前面撰文与那位美术馆艺术总监讨论问题时，我就特别提出制度建设中的“民主精神”问题。记得我当时立即上该美术馆官网查证该馆制度建设问题，发现与该艺术总监提出的“美术馆收藏”问题相关的馆藏制度建设，该馆竟然一片空白;我再上一家国家级美术馆查看，发现其亦仅在“典藏部”和“学术部”项列有“承担美术作品的收藏、捐赠工作，负责编制收藏计划及收藏经费预算”等简单、笼统的责任细则。大家想一想，既然呼吁多多“国家拨款”搞收藏，美术馆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藏委员会”、谁说了算、收藏谁的作品这些问题如何交待才对得起公众的税钱?难道美术馆长、艺术总监等自己馆里的人说怎么藏、多少钱藏就怎么藏吗?不妨想一想我们建国后各级美术馆因为此类“软因素”造成仓库里堆积的“浪费收藏”问题吧!
当然，要改变美术馆的“官样”，让它的馆长、总监、职员去除“官本位”意识，不再是只会往上看而是学会向民众、观众负责和服务的人，“软能”挖掘问题还涉及到上级文化管理部门。所以，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级级向上关联着的“顶层设计”势而必然。具体说，美术馆相关从业人员的任命、选拔的制度设计精神、理念问题，如何民主、合理、成效地在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将社会人士、社区人员、行业专家等的权力和权利融合进去的问题，“软能”大有可为。
如此扩展开来考察，比较一下国外先进的美术馆，应可明白，除了羡慕别人的“漂亮盒子”(并非全是)，在现代、当代化上，国中美术馆不足的地方实在还远待努力，尽管制度改革的整体社会背景尚欠有力支持，期待钱多、地大、楼高亦可理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人”才是美术馆问题的“本”。
上海艺术家，你为什么不生气
年初收到《画刊》的专题约谈，希望“以上海美术馆移址为引谈国内美术馆现状和问题”，我谈了不认同以砸钱、搬迁、扩盘、拼楼等“硬件”为美术馆建设思路的观点。文章刊出后细看同期行内人的发言，多跟我一样对搬迁多持批评态度。于是明白：垃圾也好，垃圾措施也好，我及一些人再有意见，或如废话。上海美术馆搬迁干住广州的我何事?的确，我平生只到过该馆两次，且非专门而去，只是不多几次上海之行的顺道拜访，连看了什么展览都忘了，只记得在该馆第一次看了“写生好手”刘小东原作，此缘造就另一个“第一次”，是出馆后移步参观同地段的上海大剧院，发现有多明戈的演出排期，因为喜欢声乐，我购票听了多明戈的演唱，这是我唯一现场听三大男高音之一的经历。即使如此鲜有亲临，上海美术馆仍然给我留下很好印象。之所以如此，或正跟美术馆所处的核心地带、市民中心综合出来的“文化形象”有很大关系——包括它的“旧上海建筑”姿色，就如我方便地欣赏了一次男高音也为它加了印象分一样。
据称，此次搬迁之后，旧址将或转为商用，真如此，将证明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商业设施被认为优先于、高于文化设施。美术馆显然主要靠财政拨款而生存，一定角度上算是政府的“负担”，在相关行政领导的算盘上，起码跟同等的商业设施相比，“价钱”是没法比的，搬了，既闹大一项政绩，更多出一堆钱绩，何乐不搬乎?但是，文化设施不仅仅是个“价钱”问题，还是个“价值”问题，它还有艺术熏陶、文化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承续的公益功能，对外来访客、本埠市民起着极其重要的精神生活作用，这正是政府职能不可或缺的，既关乎市民的权利、福利，亦关乎城市的活力、魅力。
既然如此，不关我事，总该有相关的权利主人。于此，我也许可以问：上海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不想如此扩大化，而要特别点名“上海艺术家”：第一，艺术家是美术馆这种专业文化设施最直接的关系人;第二，天生是表达狂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我注意到上海美术馆馆长们没有公开表达过什么反对意见，谁让他们是行政任命的!我再查证年初上海两会报道，美术专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是有的吧，为什么没有反对意见或是否有相关提案?在这些行政体制范围内的权利主人之外，还有广大的上海美术家，他们是否通过什么合适的方式表达了意见?……此皆不得而知。记得，去年《时代》人物是“抗议的人们”，他们让我们见识了“抗议改变乃至改善生活”。虽然“民主程序”还没被很好地“搬迁”到我们这个国家，“抗议”还不能成为我们有效的“民主生活”，但艺术家应该已经见识过国外同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方式”，你再一无所能，生气总是可以的，生气的方式总会有的，为什么不?
上海美术馆：搬迁的政治
诚如公共政治学专家所言，任何一项公共事件，都需要放置到充分的公共空间里，对其“公共问题定性”进行拷问：是不是公共问题?多大程度上是?紧迫性如何?怎么解决?
自从上海美术馆搬迁消息见诸媒体到现在，以上问题基本上处在一种暧昧状态，有问避答甚或有问无答，正好都在常见的、现实政治和行政所喜闻乐见的套路里，乃至于让我错觉美术馆搬迁“不是一个公共问题”、“不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造成这个状态，有本埠民众的责任，但更主要是本市行政部门的责任。
上海美术馆搬迁、更名，涉及公众文化生产需求、精神生活风险，是个不言自明却又相当复杂的问题，这需要通过严格的公共评估、咨询程序，并在过程公开的情况下，政府和公众都可借此进行有效互动，作出客观判断。但是，这么关涉民众公共福利的问题，却在去年7月突然消息出街，没有任何铺垫，亦似不想留给公众讨论余地。政府暗箱行政痕迹非常明显，这是套路一。
我在网上看到，消息出街约一个月后，2011年8月26日，有一位自称“美术爱好者”、名叫张唯的“上海公民”去信上海市长韩正，建议政府慎重再思美术馆搬迁至世博会中国馆、更名为“中华艺术宫”的决策，提醒市长勿因为“个人政绩”等冲动，犯“历史倒退的错误”，留“后世之笑柄”。张唯以自己的市民身份道出了“已经拥有近百年历史”、“著名美术文化圣地”、“早已深入民心的上海美术馆”，“才是我们上海百姓的心声”，并“望市府领导们在后世博工作中能够更多的采纳多方意见，采纳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市民们内心的呼声”。
早在消息传出的第二日(2011年7月22日)，本市主管的文广局相关领导答复记者问询，口气就很耍太极：“从未听说此事，请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传言。”事隔市民张唯去信两个月之长的2011年10月18日，文广局才在市府官网公开回复张唯，在如此“能拖”之余，口气还是：“目前并未接到将上海美术馆迁至中国馆，并改名为中华艺术宫的决定。”诡异的是，在回复中，却有这样很“官样”但埋有伏笔的说辞：“特别是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为上海美术馆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也促进了全市美术事业的创新发展，成为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场所”，“经了解，根据世博场馆后续发展规划，世博会中国馆将被赋予新的功能。”人们对这种答非所问、耍太极的行政套路并不陌生。
其实，公众、市民关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认为美术馆搬迁是个“公共问题”?政府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遵循怎样的公正程序?其中，很关键的是，这样的决策是否、如何进行有效的民意征集和沟通，进行公开的咨询、评估、听证?
据上海本地媒体消息，上海美术馆“相关人士”证实“市里曾做过这方面(迁址)调研。”确实，美术馆官网也曾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2011年4月15日上午，韩正和市领导殷一璀、屠光绍、杨振武一行前往文化馆场考察、调研，“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美术馆，市领导详细了解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运行情况，并与前来借阅书籍和参观美术展览的市民交流。韩正说，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如果“调研”情况属实，为什么不公开调研报告并接受公开评议?调研是否是市政府单方面行为?就美术馆迁址这件事，何以体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行政当局是不是想保持那种“常态”——没有信息公开，民众就不可能资之发起社会辩论、审视，判断不了自身立场的合法性，故而无法形成公共态度施压于行政政策?
在这件关涉公共利益的事件中，美术馆方的角色站位颇含玩味。去年7月21日坊间爆出搬迁消息之时，执行馆长李磊在接受采访时先“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地否定说“没有的事，微博消息不作数”，8月31日接受采访又改口“坦言(原来否定说法)并不准确”，“馆方目前并没有收到正式文件，有消息一定会向社会公布”，“55年间，我们经历了3次搬家，每一次的搬家都很好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从相关消息和惯常的“行事逻辑”判断，美术馆方显然有较早知道搬迁信息可能的，但却同样采取了消极回避、不正面回答公众质疑、提问的态度，甚至馆长还一厢情愿地“拥护”，好像那些反对的声音是假的。广州三年展发生的馆方干涉艺术家创作的事，说明现在的美术馆如何成为了资本的传声筒;上海美术馆馆方在此事中的表现，说明美术馆如何又是行政的传声筒。在目前的“政治”制约之下，无法想象“被行政任命”的美术馆馆长能够真正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上，与公众同声去跟本为“服务民众”角色的政府商讨公共利益最大化问题，更难想象他会抵抗、抗议不合理的行政政策和意识形态。
我不否认上海美术馆已显露自身问题，毕竟它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老馆，所有老馆都会面临新时代需求的问题，否则卢浮宫就没必要请贝聿铭去张罗一个金字塔、地下馆了。但在任何解决方案之中，无论像梁林故居那样明目张胆地拆迁，或像上海美术馆这样名义地、“灭名”地进行“隐性拆除”，都不是最佳方案。现在的命名为“中华艺术宫”的方案，跟中华世纪坛这种说不清到底是纪念建筑、博物馆还是文化艺术展览场所的建筑一样，更像是“政绩工程”——我称之为“无性场馆”。美术馆以前曾原样不动“向东搬迁200米”，以现在的技术，大可不必立诸如“维修性拆除”之类的名义，也可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也是2011年，1月份的上海市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撰写提案，建议把行将卸任作为23年两会会址的上海展览中心改造成为上海美术馆新馆。上海展览中心与旧美术馆相隔不远，如果辟为新馆，一馆两地，新旧相应，会是相当不错的方案。但是，也许行政思维里根本就不可能有“商业搭配文化”这根平衡弦，展览中心、美术馆同处交通便利的市中心繁华商业地段，搬迁美术馆可闹成“政绩”，留出俩地开发商用可赢得“钱绩”，岂是只知道烧“行政拨款”的美术馆可比的?
到现为止，我还做着美术馆搬迁决策推倒从来的假想，或者起码等来那个“形式程序”。“艺术生长在政治里”，上海美术馆搬迁事件乃及其以后的建设过程是一种政治，这证明：既艺术事件、实务过程本身就涉政治，亦其本身也可能作为艺术创作涉及的政治主题、内容。上海美术馆去年才庆祝55周年，下回“中华艺术宫”是庆祝1周年、2周年还是56周年、57周年?1956年8月10日，上海市长陈毅为上海美术馆开幕展览剪彩，陈市长在开幕式上对美术家讲话，鼓励“要自由创作，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不懂得守护文化的社会，难有真正“自由”。文化、历史一经“拆除”、“灭名”，往往是很难复生的，这样不道德、非文化的“自由”，越少越好;今日，在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里，我相信持张唯那种意见的市民和美术专业人士很多，但像他那样以实际行动上书市长，热情地“讲政治”，懂得如何“讲政治”，如此难得的“特例市民”，应为数不多的吧?我们也缺乏产生这种市民的“自由政治”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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