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布鲁盖尔《受难之路》(油画)
电影与绘画神秘而暧昧的姻缘关系，让我在看电影时，常常把电影当成了绘画来欣赏，以至于竟忘了所有的电影情节也丝毫不感到后悔。然而，电影和绘画毕竟媒介不同，而且东西方在电影理论观念上也各有不同。中国人一向认为电影是“戏”，看电影就是“看戏”。所以，中国人最早称“电影”为“影戏”。西方人则把电影看作是“梦”——各种不同之梦的影像再现。电影可以超越故事情节的表象，甚至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梦境和灵魂深处。
以绘画进入电影的好作品，不仅仅是让电影画面貌似古典油画般唯美好看，更不是画家和艺术家的传记故事，而是使绘画和艺术作品与电影融为一体，成为电影中的灵魂所在。在这一类电影中，电影作者既不是搬演历史，也不是记录现实，而是将艺术与历史、梦境与现实、绘画与电影糅合其中，使绘画和艺术成为电影之梦的梦中之梦。
波兰电影导演莱彻·玛祖斯基(Lech Majewski)的影片《磨坊与十字架》(The Mill and the Cross)就是将16世纪尼德兰著名画家彼得•布鲁盖尔(Bruegel)的名作《受难之路》(The way of suffering，图1)进行了从绘画到电影的媒介转换。一方面，影片通过数字特技合成复原了绘画作品中的空间场景，使电影中的人物和布景如同绘画作品一样，成为活动的绘画;另一方面，整部电影的主题和情节，都在围绕着这一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所展现的场景和所笼罩的气氛进行铺设与展开。影片不但展现了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画家布鲁盖尔独特的绘画魅力，同时，也表现出了电影艺术的独特语言。
画家布鲁盖尔的《受难之路》借助圣经故事影射当时统治尼德兰的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以及尼德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导演莱彻·玛祖斯基将绘画作品中的残暴和抗争、痛苦与欢乐，宗教与世俗、神秘与隐喻、时代与地域、情绪与气氛等细节，以精湛的电影语言和电影数字技术一一展现出来。不但还原了画家在创作这幅作品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心境，而且通过具有画意的形象与服装、空间与透视、构图与色调、光线和质感，运用最单纯的电影表现手法，如固定机位、平移和推拉等极为缓慢的长镜头，拍摄出了一部包含着世俗风情、魔幻惊悚和浓郁诗意的尼德兰人生活智慧和苦难历史的思想电影。
导演不但对画家《受难之路》的画面与结构、思想与内涵具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而且他以当代艺术的语言方式在绘画和电影的形式与媒介上进行了意象互动。在影片中运用分解与组合、戏仿与置换、放大与缩小、扩展与延伸、平面与立体、静止与运动、幻想与怪诞、戏谑与反讽等多重转换手法，展现出来的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而成为一部当代艺术的影像(Video)作品。(图2)
当代艺术思潮受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极大，他关于人类思维与艺术创作的关系理论，不但产生了超现实主义绘画，更加影响了超现实主义电影。精神分析理论关于艺术与意识的问题，在美国影片《入侵脑细胞》(The Cell)中成为探讨心理与性本能、艺术与潜意识等问题的独特案例，它以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现场景和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来阐述人类思维中的某些潜意识成分，与其说影片是一部以犯罪心理题材做包装的商业娱乐片，不如说是深入人类内心世界中探讨潜意识与艺术在最恐怖的情景中的一种具像化表现。
影片在表现女心理学家凯瑟琳和联邦侦探彼得诺瓦通过尖端数字技术将自己的意识进入到杀人犯卡尔的思想意识之中，试图去发现卡尔从儿童到成年的内心世界，令人震惊的是，凯瑟琳进入卡尔的那个内心世界，并不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大脑内的微观领域，而是一幕幕和一场场宏大壮观华丽诡异的当代艺术作品展示现场!在卡尔的这个内心意识中竟然是一部部震撼当代世界的著名艺术作品的模拟和转借(这恰恰也是当代艺术的表现方式)。其中的艺术作品类型与形式包括广泛：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雕塑艺术、商业广告、时尚服装、抽象绘画、插画艺术和装饰艺术等等(图3)。在这些当代艺术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著名艺术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的人体行为表演;辛迪·舍尔曼(Cindy Sherman)的“角色扮演”;约瑟夫·鲍伊斯(Josef Beuys)“毛毡西装”;查普曼兄弟(Jake & Dinos Chapman)的“悲惨的人体”玩偶人物和培根(Francis Bacon)嘴脸扭曲的“自画像研究”等等艺术作品的影子。创作者将这些有来源又虚构的艺术作品进行了重新组合，搭建了一个个神奇梦幻般的电影空间场景，人物在这个奇妙的容器中所见到的艺术作品，却原来就是支配人类言语和行为的精神意识世界!
例如，最具震撼力的一件艺术作品：当凯瑟琳第一次在进入卡尔的梦境之中，就是来到一个艺术展厅，欲与童年的小卡尔交谈，凯瑟琳正抚摸着站立在空间正中央的一批骏马，突然，小卡尔用力推倒了凯瑟琳，只见那骏马被天花板上迅速放下的巨大玻璃切片切成了一段段的团块，并且通过玻璃装置将每段分开，马的心脏还在跳动，凯瑟琳甚至可以从骏马的躯干切片中穿行过去!(图4)显然，这件作品是对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最具代表性的对动物躯干切割作品的挪用，只不过在影片中将牛转换为马而已。影片中这件极为复杂的互动性装置艺术作品，喻意了当下社会高度发达科学技术对现实生活和人类心理无所不在的极度干预;从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人与人的思想意识空间在高度的科学技术中可以相互交流甚至交换;医学中的CT扫描技术既然可以对人体任何部位的任意检查，那么也可以对人的思维意识进行研究。罪犯卡尔在地下室内用一个巨大的水箱装入一个女子进行虐待，也是达米恩·赫斯特用福尔马林装泡鲨鱼的作品《鲨鱼》的直接转换(图5)。赫斯特一再强调，他的作品是在讲述生命，歌颂“爱”。但在观者看来，他作品挥之不去的主题就是死亡。只不过达米恩·赫斯特是在用电锯和福尔马林溶液歌颂生命和死亡。
再如，联邦侦探彼得诺瓦跟随凯瑟琳进入成年卡尔的内心意识中，随着抽象动感的迷幻色彩，他一下子坠进另一个艺术世界之中。他起身看到三个奇怪的短发女人张大嘴巴望向天空，看见彼得，转过头对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语又立即转回去继续望向天空，动作神秘、画面诡异(图6)，这个行为使人联想到挪威当代画家奥德·纳德卢姆(Odd Nerdrum)的油画作品《黎明》(Dawn，图7)。我们在奥德·纳德卢姆的绘画世中看到更多的是对生死、伦理、人性最根本的探寻与表达，以及充满了对现实的反叛和深刻的寓意。人们仿佛在地狱里的呼嚎，留给观者的却是一丝阴冷的想象与勾魂的人性，本能而苍白。
如同达米恩·赫斯特的作品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艺术的态度一样，影片《入侵脑细胞》里人与人在潜意识交流中的当代艺术场景也改变了人们对电影的常规认识和对当代艺术的重新理解。影片导演塔西姆·辛(Tarsem Singh)也是一位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他所涉及的领域除了电影、影像之外，还有装置艺术和声电艺术。《入侵脑细胞》的创造性在于第一次在电影中将多种类型的当代艺术作品进行了电影化的转换，并完美地呈现在人的精神意识——梦——的世界之中，通过电影将艺术作品和精神意识空间融为一体，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艺术是无意识升华的结果——提供了引人思考的范例。
同样是梦中世界，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Kurosawa)在80岁时，通过影片《梦》中的第五梦“乌鸦”，让自己回到年轻时的梦想之中，在自己的偶像——荷兰画家梵·高的绘画作品中与梵·高畅游神交。影片从中年画师(青年黑泽明)观看梵·高画展开始，画师流连忘返，情不自禁地走进了梵·高的油画作品《阿尔的吊桥》(图8)之中，他来到到河边桥下追问洗衣妇：“梵高在哪里?”。
与《入侵脑细胞》不同的是，在黑泽明的梦(也是他的影片)中，绘画作品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空间。他将梵高的绘画作品转换为现实存在的空间场景，自己在其中畅游(梦游?)和寻找。一会儿，他来到搭建成梵高画作效果的“阿尔的吊桥”和“村庄农舍”;一会儿，他又走进浓厚油彩和狂放笔触的梵·高风景画中，寻寻觅觅、心旷神怡(图9)。最后遥望梵·高在一条稻田路上远去，身后惊起了一群黑色的乌鸦，也惊醒了老年黑泽明的画家之梦。影片中以梵·高画作转换的现实空间，其实，恰恰就是青年黑泽明的梦中空间。因此，《梦》与《入侵脑细胞》有异曲同工之意。
青年黑泽明梦想成为一个画家，但由于经济的原因以及厌恶政治，迫使他放弃了最初的梦想。不得已他参加电影拍摄，从最底层做起，最终成为蜚声国际的著名电影导演。尽管不是专业画家，但是，黑泽明在自己重要影片中都亲自手绘故事板和一些造型设计图，既随心所欲，又充满激情，画画和他拍的电影一样精彩。(图10)
由此可见，在电影中总是把绘画和艺术与梦和意识连接在一起，这恰恰表明了艺术家对艺术的真诚表达和本质理解。西班牙电影大师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在他的《戈雅》(Goya in Bordeaux)中对戈雅的思想和作品却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戏剧性阐释。影片不是一部画家传记，而是一部戈雅对艺术对女人和对社会思索的心灵历史，尤其是在表现画家的思想与作品关系的时候，导演综合了自己对戈雅作品的理解，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战争带给西班牙人民的苦难以及西班牙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反抗精神，将戈雅的系列版画作品《战争的灾难》和和油画《5月3日的枪杀》(图11)，转化为舞台造型的扮演样式，以电影化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视觉效果，带给观众不仅是震撼，更重要的是思索。戈雅的绘画作品在电影《戈雅》中得到媒介上的转换和放大，并从静止的平面搬演到舞台和银幕，同时，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得以扩展。这是绘画带给导演的灵感，却是导演的再创作。(图12)
无论是表现绘画的魅力，还是诠释当代艺术的思想;无论是表达导演挥之不去的儿时理想，还是揭示艺术在人类意识中的精神作用。实际上，在电影中的艺术作品都是电影梦中的心灵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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