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曦云：赵漱时的倾斜器物

 
特定时代的文化消费品，传递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赵漱时绘画中的传统器物、典籍，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产物，往往指向传统的行为规范。她的这些绘画，因而可以喻示传统行为规范在当下的失衡，也可以顺延到无序、失范……。但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行为规范、道德的失衡、无序、失范、解体等，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中是很复杂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从公元前221年起直到19 世纪，没有什么根本变化。其社会由一套复杂的哲学和宗教来维持，这些规范演变成了民族的持久不变的精神状态，使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始终趋于稳定。在政治制度上，皇帝基于权力网络的中心，各级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管理该地区的一切公共事务，人民被组织在保甲制度中。整个官僚体系只由一群御史制衡，他们的责任是发现贪污和滥用权力并向皇帝本人报告。该体系给予皇帝和官僚们巨大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后者对于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害的事务并无置喙的余地。为确保这个制度不受挑战，皇帝和士绅阶级形成了一个坚强的联盟，使后者变成了统治阶级。
 
中国采用文官制度并发明了用考试来选择官员，教育因此被赋予了极端的重要性。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一个“士官生阶级”，这个阶级的抱负是有朝一日被选中为皇帝服务。教育制度不但是一种洗脑的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博弈，有效地牢笼了所有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青年人，把他们变成了现状的忠诚和热心的支持者。教育的科目不是科学和技术，而是儒教学说为主的经典。历史也是一门重要科目，因为从以往朝代的兴衰中汲取的教训可以用作未来的官员们的罗盘。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得写一手好字，能创作对联和诗歌来炫耀他出众的才能和高雅的趣味。为此目的，能画上两笔也大有俾益。但音乐、戏剧、雕塑、小说和别的形式的艺术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它们被看作是下流的东西。
 
隐藏在所有这些政治设施之后并凌驾在它们之上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儒教。它主张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构成了社会的基石。这样的社会由三个柱子支撑：君臣、父子、夫妻。妻子、儿子和大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丈夫、父亲和皇帝。这种社会其实是家庭的放大，皇帝作为大家长，对其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全体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道德水平，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严格符合本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的要求。如果皇帝、父亲们和丈夫们表现得英明和慈祥，象真正的皇帝、父亲和丈夫那样，那么社会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目标──永久的和谐。只有这，而不是财富或其他物质成就才是一个人应当关心的。
 
从这个基本的教义出发，孔子的信徒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伦理规范与社交礼节。这些行为规范的核心是：“灭人欲，存天理”。受挫的士大夫们则靠道家哲学来逃避现实。它认为无知者最安乐，而欲望正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你越想得到某样东西，你就越不可能得到它，你也就越为此烦恼。所以，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知足常乐，在现有条件下谋求内心的安宁而充分享受短促的一生。对于社会上的所有阶层，佛教提供了一个人精神的永恒归宿。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们沉醉于它那极度复杂精致的哲学中。然而对于那些受压迫与受剥削的大众来说，是转世轮回学说提供了真正的安慰。
 
古代中国人设法调和了儒、道、释，把它们融汇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中国人心态。这三种意识形态、信仰混合而成的心态使中国社会很稳定。朝代有更替，但中国生活方式却长久不变。同时，这种文化因为建立在否定人性的基础上，使人性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表现自己，使双重道德标准成了人生的必需，而伪善成了日常的现实。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阻碍，直到14世纪，中国在技术上远比西方先进。但在古代中国，科学与技术从来不是文化的主流。士绅阶级鄙视这些“奇技淫巧”。因为它们与道德的改善毫无关系，所以只有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另类才会去接触它们。因为害怕新发明可能会刺激人欲而导致社会动荡，它们一问世就遭到社会的忽略、压制和谴责。社会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商业贸易，因为它本身并不能造出食物和衣服来，只能引诱人们耽溺于物质享受。在社会的四大阶级(士、农、工、商)中，商人是最低下的，常常成为腐败的官员或军阀们敲诈勒索和骚扰的对象。
 
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天然封闭：北有流沙，西有峻岭，南有榛莽，东有大海。中国居于东亚的中心，由喜马拉雅山隔开，自成一体。这让古代中国人充分相信自己位于一切已知文明的中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传统中国都自给自足了两千年，中国生活方式被证明是很合适这块土壤的。
 
西方现代文化的大规模进入是稳定的中国生活方式结束的主因。虽然过去不断有异族入侵和统治，但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面对着一个既不能同化、又不能收买的更为强大的文明。传统中国从此被打出了自己的运行轨道，迄今未能顺畅的调整自己。有如一个破产者被赶出了自己的老宅而找不到新的安逸之处，但对文明、种族、权势优越感的重视又使他不肯面对现实来调整自己，中国人从此一直徘徊在两个文明之间的沙漠中，并被记忆中那失去了的传统苦苦折磨。
 
经过如今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经济成果举世瞩目，但中国的文化土壤依然无法直接、全面的移植首发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因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改变是漫长的历程。而且，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碰撞、融汇中所遭遇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利益与道义的差异、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的差异等，都使问题变的复杂。赵漱时的这些视觉作品，在当下给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而赵漱时本人对传统行为规范失衡、无序的态度，则隐在作品之后。
 
问题是无法一劳永逸的解决的，生命的过程也是不断面对问题的过程。但保持开放的心态，可以触摸到新的可能性。赵漱时大面积留白的背景，因为较少具体的因素而让人失语，但也因较少限定的因素而留出了未知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What if 这个问题，指向的可以是开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