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扇自画像》布上油画 91×64cm 1939年
《窗前女人体》布上油画 24×33cm 40年代
《母爱》纸上彩墨 80×107cm 1958年
如果要用黑白灰三色来形容人在世间的命运，丈量不幸与幸运之间的距离，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是站在中间的灰色地带里，不是特别地幸运，也不会特别地不幸。
一个人来到世间，没有显赫的家世，但遮风挡雨的父母一般是有的。得不到饱读诗书的机会，但初级的识字也还是可以完成的。长不出倾城倾国的美貌，但健康的身体与不至过于丑陋的容貌，总还不算是人生太大的奢望。
而在精神上，穿越人生的沟沟坎坎，淋点小雨，受点风寒，大约也都是该经历的一些波折与障碍。一个从头至尾走得和顺的贵气之人，总是少而又少的，且人生于世不经历一点挫伤，有些醒悟与真理也无法得到。
但每次，当我将眼光放到民国女画家潘玉良的身上时，为她天生来的命运，眼前总是一阵一阵地发黑。
通晓艺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国时期，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来不多，女画家尤其罕见。算来算去，这些女画家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
这六个人中，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因其它的五位，大多是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或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唯潘玉良出生最贫寒，经历最波折屈辱，容貌又最不好看。
但时至今日，她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个女人。这个名望是她低到尘埃里的不幸身世与至死都跌宕的人生所导致，更因是她盖世的艺术才华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公认与臣服之故。
确实，民国时期的第一代女性画家里，潘玉良(1895～1977)可说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去寻找的画家，因为写她的小说早已面世，她的艺术与身世亦早已为我们熟悉。
但人们早些年对她人生的阐述与解说，带有极大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充满着一种想像中的叙事温情。早年我所知的潘玉良，虽然出生于普通人家，因双亲早逝成为孤儿，又被舅舅卖入青楼，但却是一个温婉而美丽有加的女子，聪慧好学，有甜美的歌喉。因这些讨人喜爱的异质，她才有可能被贵人从青楼里救出，并被一路扶助着走上学习艺术、最终成为一代名画家的道路。
而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越走近她真实的人生，越洞察人心与世事，才知道命运对潘玉良有多刻薄，黑白灰三色人间，只将她死死摁在暗无天日的黑暗里。
她的出生，实在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民中最寻常也最多见的苦难人生。她出生于江苏省的扬州，是一个靠小手工艺为生的工人家庭的女儿。这一家人本来是可以在最低限的生活水准下活下去的，然而命运如此不济，潘玉良一岁时父亲就走了，两岁时姐姐也生病离去，长到八岁，在完全还没有懂事的年龄，母亲也因操劳过度而离开人间，潘玉良就此成了孤儿一个。
人生的开篇，写得如此无力孤苦。
但这还不算是她跌到了人生的低谷。她还有个舅舅，母亲是把她托付给了舅舅的。可是舅舅也穷，穷人永远无法负担别人的活着，更无法顾及一个小丫头的成长与教育。既然她已彻底无依，在社会道义上，亦也并无任何他人再需作良心上的交代，待她长大把她卖掉换点大米与鸦片，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她的舅舅最后也果真这样做了。
潘玉良被卖到青楼当烧火丫头时，才是懵懂无知的十四岁。这一笔买卖，给了她一生最大的一个污点。她被人作了恶，遭了罪，却竟然没有引起人间的一点点同情与怜意，反而要拿这个恶名攻击她，要她用她的一生来偿还这个别人对她犯下的罪。
所幸世间并不全是狰狞的人性与污秽的眼睛。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要用了正直的心与行动，将她解救出火坑。这个向她伸出人间最仁慈的手的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潘赞化。
现在看来，民国时期的人的素质事实上是非常高的。潘赞化(1885—1959)是那个时候的新派人物，早年不仅于日本最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是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的人，也多年出任芜湖海关监督，后来还当过中学校长，倾心于教育事业。这种既会读书、又有新派革命思想且为官为教育的人，自有高出常人的见识与仁义。
正是在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他认识了十七岁的潘玉良，在玉良的恳求下为其赎了身。
这个“认识”，不是潘赞化去逛妓院遇上了潘玉良，是商会之人想借雏妓收买他，才创了他们认识的机缘。
赎身后潘赞化不知如何安置这个一字不识、无家可归的丫头，已是已婚男人的潘赞化，只得将她收来作了小太太，算是将一个最大的恩义给了玉良。
民国时期的婚姻制度还不是一夫一妻，所以潘赞化是正式与潘玉良举行了结婚仪式的，他们的证婚人，是潘赞化的莫逆之交、有绝世英才的大才子陈独秀。
可以说，潘玉良的一生，全因这个仁义的男人的救助获得了意外的重生。这样的事件放到今天，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成立：一个没有家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社会地位、并且长得一丁点儿不漂亮的女子，怎么可能被一个留过洋、仪表堂堂的知识分子看上，并给予她做人的尊严、教他识字、让她画画？！
所以真的只能说，天命虽待玉良如此刻薄，却总还没有将她置于死地，留了一线脆弱的曙光给她。就那么瞬间即逝的一丝光亮，玉良抓住了它。
也因如此，玉良对潘赞化的感恩、仰慕与惦记持续了终生。玉良原姓张，她的“潘”姓，即是为了纪念潘赞化对自己的恩德而来。她将他视为最亲的人，也把自己当成他最亲的人。
潘赞化救出玉良来，不是要以救世主自居，不是要奴役她轻看她。这个男人一生从来不曾伤她。他尊重玉良，醇化玉良，买了笔墨纸砚来让她识字诵书，并请了邻居洪野先生来教玉良学画。
也真是神奇，这个望上去并没有聪慧面貌、自小也没有识过几个字的平凡女子，命运一旦有了转折，天赋里的异质竟齐齐迸发出来。她学文化课笨笨的，写字也拙，可是对于形色俱备的绘画极其有感觉，用了最大的毅力与诚恳，去观察与领悟如何在纸上勾勒出一个瓶子、点染出一朵鲜花。她对绘画逐渐表现出来的知觉上的敏锐，令老师与潘赞化吃惊不已。
在这里，玉良在自我的凉薄命运里，提炼出了两个重要的特质。在她的天赋上，她碰到了打开它的那个开关；在她的生命性情上，她找到了自己最了不起的优点，即那如生命一样恒久的坚毅刻苦。
她的一生，就是靠这两点来成全自己的。
自此，在潘赞化的全力支持下，找对方向的玉良就一路小跑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了。之后的人生数年，她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罗马国立美术学院这类国内及世界顶级的美术学院，并拿这些学院颁发的奖学金、政府美术奖金养自己的求学。毕业后的作品也曾于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奖，她的人生树冠上已开始结出累累的小硕果。
照常理，一个女人不畏低微的出生锤炼出艺术上一等一的才华，在精神气度与秉赋上，当是我们珍稀的人之品种，值得我们宝贵、善待与尊重。玉良在留学近九个年头后回国，一度确实也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执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可是，对这个当初被卖入青楼的女子，即使她学成回国人们也不原谅她。就是有人要拿她的历史来毁损她，就是有人要在她的画展上写污言侮辱她，她已高价卖掉的作品也有人拿刀去划开它。缺乏艺术眼光的人，甚至置疑她的作品是否为她亲手所画，她需要当场作画来证明自己的真本事。
人性的卑污，在如何对待玉良这个不幸的女人身上，是凸显到极致的。
学校这个大家庭对她龃龉相恶，她在小家也呆不下去。潘赞化仍然像从前一样爱她惜她，但恰好是这个情感，令潘赞化的原配睚眦必报，这样玉良的生活就水深火热了。对他人再无恶意，又有一身的才华，也换不回一个平静的生活，1937年，42岁的玉良再次返身去法国，此次一去40年，直至82岁终老，她再没回过中国。
人们现在提到玉良喜欢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她。但在我看来，世间哪里有传奇，只有那个饱看了人性恶的孤独之人，在历尽艰难与挣扎之后，懂了“艺术是最高的境界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艺术肯定人、祝福人”(刘小枫)的道理，只将艺术拿来当成精神食粮，好支撑自己活下去。
玉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再返法国后，便将余下的生命全投入在绘画上了。因为她不入法国籍──过去的人总认为入外籍等同于不爱国，也不与画廊签约出售自己的作品──过去的人也认为金钱会玷污艺术的纯洁性，她的生活一直在清苦里徘徊，靠零星卖点小画与朋友的接济过活，住得简陋，吃得简单，穿得随便。可在任何现况下，玉良最多的钱都是拿来买画布与颜料。为了省一省开支，她尽量买最便宜的颜料与画布，画画的时候也尽量画得薄一些。就是这样先天不足的条件，我们今天能拥有的她的作品，竟达四千多件。而她后半生在法国与他国所获得的各项艺术殊荣，包括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自由艺术协会国际沙龙”银质奖、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比利时金质奖章……等等奖励是多么沉甸甸。在民国与新中国时期，能得世界这么多殊荣的中国艺术家，大约就只有潘玉良一个人了。
她有多么非凡的艺术才能与坚韧的意志力啊，她祖国的人用猥言与攻击将她远远赶走，想灭了她，她在异国他乡却赢得这么多人的赞赏与敬重，我们是该为自己的阴暗羞愧，还是该服气西方人的高贵与包容度？
玉良晚年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男人，在此我们一定要郑重写到他，纯朴的王守义。王守义(1898-1981)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之一，吃了苦中苦，在巴黎开得有一家中餐厅。这是一个自认文化水平不够，却立誓要将所挣钱财拿来资助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子的高尚之人。玉良是再次返回巴黎时认识他的，随后的几十年直至辞世，玉良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绘画上，净得这个男人的温情相待与鼎力相助。我们今天最终能见到玉良那几千件心血之作，就是王守义妥善保管并与中国方面接洽，出重资运回国内的。玉良的艺术，其实是这个男人用沉默的付出与牺牲而换来。
玉良深懂这个恩义的不易，她曾为王守义做过一尊雕塑。这尊雕塑，玉良至死都放于自己的睡房里。
玉良在心中、在情感上，是始终守着国内的潘赞化的。可此生无论如何思念，她再未有机会与之相聚，也因此再没有与他人结婚。晚年生活得王守义的照顾，虽然从爱情的角度她没有认可这个男人，但也将他放于心里最有分量的那个位置。
他与她，他与她，这两个男人前后恩泽着玉良、扶助着玉良，给予了她世间最厚重的恩德与情义。黑暗的人生，竟也闪耀过这金子般的光么？
要赏读玉良的作品，最好是在无人打扰的夜晚久久凝目端视。她的画，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美或是端庄。要将美的欣赏变成思考，才能读懂她笔下每一根线条的玄机，领略她与生俱来的野性、热烈和豪迈。
她是从人世的黑暗底层挣扎出来的一个新女性，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她一直在对人、女人、女人的身体作着好奇的审望。每一次观望“她我”或“自我”，她都留下一幅画作，真实记录下她最本能的思考。
她的作品里，女人体最多，自画像也多。这一方面是缘于她受西洋绘画的直接影响，可以坦然画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难以直视的裸体；另一方面，她更强大的一种本能，是她发自内心地认为肉身隐喻着太多的神秘，她既有那样高超的绘画技巧，当穷尽这神秘，去画出生命的神奇之处。
所以看玉良笔下的女人，往往看得魂飞魄散，热血沸腾。她自己长得不美，她笔下的女子也几乎不能用惯常的审美方式去观望，但她们都处在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里，体态如地母一样的健壮，水墨勾出的女人有那样精湛铿锵的线条，油彩涂抹的女人有那样熨贴得当的色块与体量。仅仅从绘画的角度，这些线条与色块所呈现的技巧都高超而俊逸，有一种巨大的激情蕴含在里头，好像她把自己活泼泼、热烈烈的生命，一点一滴地匀到画中一样。她的女人是灼眼的，引出人心中最压抑着的那个自我，要与她一起烘烘地燃烧。
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画中去穷尽自己的生命。
但她同时也极富于温情。她长了男人一样的豪爽性格，也没有机会做成母亲，那看不见的女性的柔情，全表达在她友爱的线条中。
她水墨画里的女人体大多是中国女子，有漆黑的齐刘海或卷发髻，低目顺眉，脸含春风与笑意，常常伴以中国式的小碎花布作装饰。这些带着浓烈中国意味的符号，是玉良对家乡心之切切的怀想，也是她对小时给自己做碎花新衣的母亲的怀想。
她的自画像却不曾有一幅露出过笑容，从来没有。也许她也深知她的出生引不出人多少的善意，自己的容貌似乎也冒犯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人们提起她、说到她，所以她画出的，全是自己的隐忍与宽宥。
她的眼神里，全是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啊。
是的，如果说年轻时的玉良还努力着把自己画得美一点，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问题也逐渐不再困扰她，她在后期的自画像中已直面了真实的自己，甚至夸张地画出了那种丑与衰老。她的一种自我成长是在自画像中去完成的，在对世界长久的慈悲之后，她画出了对自己的慈悲。
这种慈悲心在她画花卉时是同等的。漂亮、鲜艳艳的花卉她画，快凋谢或已萎谢的花儿她也画，是玉良心里要它们平等，是她放下自我的另一种最直接的表达。
这样的渐悟，这样的诚实，这非凡的勇气，不过是在告诉我们她已没有什么东西可怕了。她是一个如此了不起的女性，值得我们用洞察与超越的眼光、以及最慈悲的心肠去回敬她。
但她也并不全是沉于这种与自我的凝重对视中。她的生命里是出现过许多可珍视的好东西的，所以她有理由爽朗大笑几声，或字正腔圆地高唱一曲，如她在现实生活里所做的那样。
我觉得她最醉人的一组作品当属她的艳舞图系列了。裸体的女人一套上中国的对襟绣花小袄，挽了发髻，执了花扇与小手帕跳起舞，人间气色顿时变得明亮起来，一片欢声笑语：她在中国的年轻岁月全回来了！
她的扇舞、艳声与枣袖舞系列作品，有油画也有中国水墨，这是她在中国的青春的记忆，是她过往生活中所见所得的人性的美好。这些画的笔触都极拙，信手涂抹，随意勾勒，拙得好像忘了自己会画，一个个的小女子被描得憨态可掬，仿若是出自民间艺人的手艺，可全都那么活脱脱地奔放着，姿意地洒脱着，有着那么纯正的民间艺术的味道，是她艺术语言上一种返璞归真的探索，也是她一颗想念故土的火辣辣的心。
看到这样的作品，我总想这是一个才华多么出色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品性多么纯良的女子。她一生仅仅因为出生就要承受这么大的伤害，并因伤害终生不能回国，却又在这么黑暗的人生里，竟还能拿出如此光辉美丽的才华贡献于世，她该得多么大的敬重，又该让多少人羞愧。
真希望她能原谅我们的无知，我们人性的恶，我们始终耿耿于怀的对她身世的有色眼光。
而她确实是早已原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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