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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