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刚 三线系列-卷筒车间
陈家刚的摄影所聚焦的是那些三线厂区。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为了巩固国防，中国曾经将大批东北、上海等地军工产业迁移到西南边陲。数百万人从此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些深山之中。时过境迁，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这些厂区逐渐被荒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人有些回到了原籍，有些从此就留在了这些地方。但是，这些曾经火热生产过的厂房，从此就荒废了。在陈家刚的字典里，这些就是所谓的“废城”。
在过去的几年中，陈家刚作为一个摄影家走遍了这些散落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废旧的厂区，完成了这些摄影作品。出现在照片中的这些建筑已经破败、衰落。有些地方甚至只剩下了不能被拆走的建筑结构，而能被拆走早已经被偷走，卖掉换成了钱。于所有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它印证了我们历史上某个瞬间的武断、激进和荒唐。
陈家刚对这段历史的把握并非是纪实摄影的把握。在这些照片的某个角落总是存在着一个和这些环境并不相称的女性形象。她身着旗袍，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这里。陈家刚的本意或者不在于检讨历史与经济的荒谬，而在与呈现理想主义的衰落。当年，数百万人移民到此，是处于对于国家的理想，而今，理想破灭了，人有如何安顿自己。这些或许是他的摄影所传达出的最基本的信息。于是，那个身着旗袍， 宛然而坐的女子仿佛具有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象征作用，不同的是，这个理想不再是革命的，而是象征的。她的存在，一方面将历史拉近，一方面又将现实推远，从而使我们站在一个现实与历史的临界点之上。陈家刚摄影再次诠释了 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的悖论性的关系。对于某段消失的历史，可能整个社会群体的记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还会有些残存的美好的回忆。在这些摄影中，艺术家预设的人物和现实景物之间的关系让我想起了，王朔的《动物凶猛》和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摄影所折射出了更加广泛的文化命题。
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对于陈家刚来说，对于这些废弃的城市拍摄与把握，还有着更多个人生存经验上的感悟。曾经作为成功的商人的陈家刚曾经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的赞助人之一，在中国当代艺术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候，他就在成都开辟了上河美术馆以展示当时还没有被社会所接受的艺术创作。今天，这些艺术家则已经成为了艺术界的主流。由于种种原因，陈家刚在2000年以后退出了商业。对于他来说，这些摄影作品是一次精神上的反思。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无法逆转的，迅速的现代的化进程之中。城市的扩展，各种房屋和公路的建设，其变化和速度，似乎和当年的三线厂区的建设有着某种相同之出。区别在于当年的建设是出于革命的理想主义，而现在则是处于利润的最大化的要求，而相同之处则在于一如既往的狂热。
出于革命的理想主义而建设的城池已经破灭，而在功利主义驱动下的城池是否会永存？如果不是，它的毁灭，又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一个“废城”。这或许是这些摄影作品留给我们的最直接，也最无法逃避的问题，同时，它也是最为本质的问题。作为一个摄影家陈家刚凝固了时间，把问题交给了我们，而对于它的答案却只是依赖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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