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创作出了问题，那首先应该检讨的就是文学批评
■批评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主心骨，没有一个大家相对认可的价值判断
■批评的失位恰恰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立场
■当务之急是要致力于建构一个思辨和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批评范式
■当批评怎样都可以时，它也便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批评家陈众议曾经多次接受本报专访。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谈起争论性话题，仍旧能够慢条斯理、不疾不徐。 3月下旬，他到沈阳出席“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期间，记者再度与他会面，这一次他显得和以往略有不同，言谈间尽显对文学批评现状的焦虑心情。他认为，太多的伪命题充斥在文学理论和方法当中，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是时候好好清理清理了。
如果说创作出了问题，那首先应该检讨的就是文学批评……我们究竟有没有把批评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公允而善意地表达我们的态度，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引领中国文学走向的基本规范
“近些年，我一直在思考重建批评及文学理论体系的问题。 ”陈众议向来审慎，不轻易抛出观点，“这次，我破天荒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提前拿出来讨论。因为，文学批评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
他认为，重建批评理论首要的问题是搞清楚当下批评面对的最重要的矛盾是什么。 “最基本的判断一定要到位、准确，否则只能是瞎子摸象，今天摸摸这个，明天弄弄那个，不能从根本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遭遇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数量上的剧增与繁荣，另一方面却是质量上的下滑与凋敝。面对那些对文学创作感到失望的声音，陈众议坦言，如果说创作出了问题，那首先应该检讨的就是文学批评。“因为，批评没有很好地发挥干预的功用。今天的现状是，一本书出来后，要么是一片赞扬、推崇，要么是一片恶搞、臭骂。我们究竟有没有把批评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公允而善意地表达我们的态度，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引领中国文学走向的基本规范？不管是原理也好，方法也好，或者是话语体系，总之应该拿出一套东西来，否则中国的文学就没有准绳。 ”
在陈众议看来，批评的失位恰恰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立场，而后现代主义的绝对的相对论助长了这种态势。 “由于批评缺乏价值标准，所以，今天说这个好，明天又说那个好。我记得卫慧、棉棉这批作家出来的时候，批评界有许多人追捧她们，还由此制造出了一系列概念，诸如美女写作、私小说，等等。于是实际上起到了推手的作用，从而把文学引向了一个可疑的方向。因此，我刚刚说，当下文学出现的种种问题，批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批评家首先要自我检讨。 ”
他承认自己被深深的焦虑感所笼罩，因为批评的重建实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一谈起这些，我内心就很冲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观点，或者一种思潮，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种弥漫的氛围，从文学界内部，到媒体，再到社会环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批评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了。但是，作为这一代学人，我们又必须去面对它，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
要关注文学现象，但不能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为现象当吹鼓手，否则就会忽略了本质的问题……应当尽可能地引导文学向着对民族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消解自身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批评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主心骨，没有一个大家相对认可的价值判断。 ”陈众议呼吁批评家们不要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各种泡沫式的文学现象和追尾式的跟风上。
“当然，我们要关注文学现象，但不能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为现象当吹鼓手，否则就会忽略了本质的问题。有的人做评论，一旦看好一个作家，不管对方写什么，在他眼中都是最好的，这便丧失了批评家的基本立场。我认为，批评家与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
陈众议感叹当下文学创作数量之巨大，“去年，光是长篇小说就达到了4000多部，网络小说更是多不胜数。批评家如果只是跟着现象走，最后就会被层出不穷的现象给淹没掉。我建议大家拉开距离，去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说，批评范式的重建不是要回到一言堂或简单的二元对立。它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现在缺少的恰恰是能够潜下心来做事的人。
陈众议所说的本质问题，包括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的讨论与确立。他提醒文学界注意，不要忘记文学是价值观的载体，而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软实力，文学工作者应当尽可能地引导文学向着对民族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消解自身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不管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还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又或是研究外国文学，其实都是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服务，都是为民族的立场和审美服务。 ”
“任何一个作家，即便是三流的，只要他认真写作，就会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表达他的思想和立场，读者一旦进入他营造的空间，就很容易被他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所左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反映出文学要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 ”当务之急是要致力于建构一个思辨和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批评范式……对以往的文学原理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清理
“我个人的思路是，希望在众声喧哗的杂音之中，尽可能做一点让大家觉得还有一些意义的工作。 ”陈众议正在着手对文学理论进行梳理。他认为，文学理论中充斥着大量的伪命题，而这些伪命题混淆了文学的基本善因，阻碍着批评的发展。
他说，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属于鉴赏式的，不成体系，缺乏哲学的高度。所以，当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没有强大的理论基础做支撑。 “当务之急是要致力于建构一个思辨和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批评范式。 ”
“最基本的工作是对以往的文学原理，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清理。 ”陈众议在 “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上的演讲题目是 《批评的悖论》，他对今天文学界习以为常的观念、常识性的话语提出了挑战，“我认为，其中掺杂着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与思想，譬如‘形式即内容’，或‘一切皆符号’，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伪命题，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没有对传统及大量引进、借鉴的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反批评，没有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和自己的立场上对其进行系统的筛选。 ”
“我们编写文学原理的历史很短，19世纪末才写出了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而且作者是一个俄国人。 1925年，马宗霍先生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关于文学原理的书。发展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原理著作多如牛毛，加上文学史，可能不下3000部。 ”尽管今天的文学理论书籍很多，但是质量却非常堪忧。陈众议坦言，无论是从方法论角度，还是从认知和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评价，现存的文学理论书籍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似是而非的概念。其中的某些低水平重复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令人发指。
“比如‘意境’，很多作者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著作里解释它的时候，直接搬来刘勰，再加一些孔子的观点，甚至把当代西方文论及文论家的说法也拿过来。但是，‘意境’在历史维度下是如何变化的呢？却没有给出很好的阐释。再比如 ‘美’，‘美’的历史沿革太复杂了，但很多作者也只是直接引用前人的各种观点，并不加梳理地堆砌在一起。”陈众议提醒说，所有的文学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一旦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它的含义就会延异。总之，一切文学概念均无法独立生成，“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历史的维度下来进行解读，并与现实关联起来。否则呈现出来的文学原理只会是一个毫无逻辑的理论拼盘或杂烩。 ”
除了文学界内部，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也应当关注文学批评的现状……引导批评的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促使批评家认真思考当下最大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
采访中，陈众议一直重复说，文学批评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正视的时候，“时间很紧迫，要赶紧做清理工作。 ”
陈众议的专业是外国文学，近年来，他大踏步地转向，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追踪和研究上来。转向的原因也是因为紧迫感的驱使，他说：“国内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让我实在按捺不住，甚至无法忍耐，觉得自己应当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因此，下一步，我会对目下杂乱无章的文学理论、文学原理进行一番梳理，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纵向和横向比照，供学人批评、思考。 ”
“除了文学界内部，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也应当关注文学批评的现状。举办论坛、组织讨论，目的就是要逐渐引导批评的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促使批评家认真思考当下最大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进而讨论、解决。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文坛的批评话语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理论体系的漠然或憷然，这与多年来解构风潮不无关系；二是概念混乱，载道说、崇高说和游戏说、消遣说彼此消解，拥经典与反经典、本土主义与国际主义等悖论式观念杂然并存；三是方法芜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证批评与印象批评、意识形态与形式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等各领风骚。殊不知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学的主要矛盾是趋同与守护、发展与传承，一如我国社会的最大国际矛盾是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换一个角度说，当批评怎样都可以时，它也便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同样，当文学什么都是时，它也便什么都不是了。” □本报记者/王研
陈众议
1957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专著《魔幻现实主义大师》、《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长篇小说《玻璃之死》、《风醉月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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