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宏涛作品
屠宏涛利用一个舞台，或一个舞台化的场景来透视城市现实，其中杂陈的形象与密集的细节对应着我们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更表征着浮华背后的心理感受。
屠宏涛利用一个舞台化的场景来透视城市现实，屠宏涛利用一个舞台，或一个舞台化的场景来透视城市现实，其中杂陈的形象与密集的细节对应着我们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更表征着浮华背后的心理感受……当我们试图绕到现实舞台的背后发现什么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除了舞台本身似乎什么也没有。
屠宏涛的姿态里有一种不断拔节的生长感，仿佛总有什么奇观吸引着他越过重围去探究和眺望。而他的作品也的确给人这样的印象：你必须踮起脚尖，伸长脖颈，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才能一窥事件的端倪。你看见了什么？当帷幕拉开，灯光乍亮，密集的人体堆满舞台，到处是喧哗与骚乱，溃散与糜烂，即便是透过军事望远镜，你也终将发现，在那团热闹的云烟里除了日常的琐碎与欲望的无聊，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屠宏涛那一时期作品常常给人一种“出事了”的错觉，拥挤的画面，语焉不详的色情小暴力，荒诞的场景里弥漫着病态的欢乐与叙事紧张感。创作于2005年的作品《狂欢》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向我们展示了某种内在的焦虑与茫然。对于屠宏涛来说，那并不是好过的一年，据他自己回忆，那一年南京三年展开幕，“稍微敏感的年轻人都会感觉到这个展览预示着什么，就像第二天要搞革命了”(摘自“只有偏执狂才能拯救卡通”—屠宏涛访谈)，但他却被拒绝在了“革命”的阵营之外，这个展览他没能参加。巨大的失落感伴随着“掉队”的恐慌，使他将某种极端的情绪诉诸笔端，他在已经画好的舞台背景上，开始了报复性的繁殖，“我要把20个人变成200个”，他对自己说。这是一种“没有预设语言”的本真状态，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革命”已经在他的体内爆发。
当我们试图窥探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往往很容易被一些表象所迷惑，就像屠宏涛所遭遇的“三年展”，很容易被理解成他创作“剧场系列”的秘密驱动力。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偶发的“真相”，任何一件事情的形成，都有它可以追溯的前因及经验的积淀，只有当所有的储备都水到渠成，某一事件才有可能成为爆发的突破口。屠宏涛的“剧场系列”正是在不断的磨砺和思考中完成的。
出生于1976年的屠宏涛明朗、机智，说话的语调也像他的面部轮廓一样柔和，有一种南方文人特有的修辞魅力，你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乖戾小孩的影子，而事实上这个“乖戾小孩”始终隐匿其中，甚至在他读川美附中的时候，就开始了桀骜不驯的早期“革命”：由于不满于学校“只是想培养美术工作者，而不是艺术家”的教育体制，屠宏涛曾经连续旷课137节，并因此而失去了奖学金。附中毕业后，他决定不读“川美”，而是考上了杭州的中国美院。他认为自己身上的文人气质多少得益于杭州的灵山秀水，以及“国美”重读书、重思考的人文传统。大学毕业后他一边画画，一边教书，也许是四川人天性中的“出川”意识使然，他竟于某日忽发奇想，打起背包南下广州，开始了匪夷所思的经商历程，他开了一个服装店，“在广州、上海和虎门进货，跟底层的各种身份的人，吵架，打架”，并因此而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精神困境”。半年之后他重新回到画室，当自由的颜料再次流淌于笔端，他彻底明白了自己要做个怎样的人。
对都市题材的选择应该和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那种空间的挤压感，无处不在的物质碎片犹如门前的山一样，需要人们慢慢地适应或是将其搬移。屠宏涛试图在他的画面中所指涉的意象并不隐晦，真正需要我们悉心体会的是他隐藏在画面中的表演者，那个始终蛰伏在他身上的“乖戾小男孩”，他常常化身为妓女(《局外人》)、变态的“矿工”(《荒诞的红地毯》)，神秘的男孩(《雪林》)，甚至戴着潜水镜的荒木经惟，混迹于喧闹的人群，躲藏在密林深处；他就从“里面”看着我们，而不是冷漠的“局外人”。
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对于都市题材的处理往往流于生硬、浮泛，停留于时尚符号与现实景观的拼凑。屠宏涛利用一个舞台，或一个舞台化的场景来透视城市现实，其中杂陈的形象与密集的细节对应着我们光怪陆离的生活，更表征着浮华背后的心理感受，正如叔本华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所言，“世界即是表象”—当我们试图绕到现实舞台的背后，却往往惊讶地发现，除了舞台本身什么也没有。屠宏涛作品中的荒诞感和虚幻性，或许正是源于以这种内在的空无意识观照了表象的繁复和变异，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他那些看似狂欢的画面场景时，内心感受到的却是一份无法言说的冷漠和孤独。
作为70后艺术家里的代表人物，屠宏涛以其出色的语言才能向我展示了他们那一代人特定的生存经验和人生感悟：困惑、怀疑，对世界充满好奇，在放纵和禁欲之间摇摆不定。在他创作于2007年的《雪林》中，神秘寒冷的密林深处尽管仍然充满了伤害感，但却出现了火的意象，似乎暗示着某种东西正在回暖，正在试图和这个世界达成交流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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