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马逊网站上，读者对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点评泾渭分明。赞扬者说，“顾彬教授独力创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变成了一只让中国大陆本土同行汗颜的刺猬摸它扎手，绕道又别无他途。”批评者的姿态同样高调：“完全是隔靴搔痒，无病呻吟。不懂中国文学就不要瞎写！”
从2006年12月一篇“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报道开始，“垃圾说”和顾彬就画上了等号。在此后的几次回应中，顾彬曾不厌其烦地解释当时的语境和媒体的“断章取义”。
“以前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在叫北京语言大学，我以前在那里的老师，不向外国学生介绍1988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会告诉你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不过是些垃圾，而那之前的文本或许过时了。”顾彬说，“1994年6月苏州大学主办了一次关于中国散文的会议，在会上我用到了‘垃圾’这个词。尽管我在许多别的场合，包括论及德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也用这个词，可是有人却断章取义，把这个曲解成我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作家的侮辱。”
按照正常逻辑，神学出身的顾彬和中国文学原本没有任何交集。22岁的时候，顾彬“偶遇”李白的诗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自此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痴心相随。
从最基础的汉字开始学习，到名声显赫的国际汉学家，顾彬40多年的中国文学之路日益拓宽：翻译出版德文版六卷本的《鲁迅文集》之外，这个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搬运工”的德国人，陆续翻译过100多名中国现当代诗人作家的作品，还以中德英三种语言出版过诸多专著。即将出版的《中国戏剧史》是他最新的作品。
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不吝赞美，对当代小说的严厉批评，爱恨交织跃然于顾彬的各种文本和演讲中，但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更深的期待。正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本书的最后，他引用的一句北岛的诗“回来，让我们重建家园”。
中国文学的家园在何处，怎么重建？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采访了来同济做讲座的顾彬教授。
花白的头发，不够合身的深色西装，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顾彬，寡言拘谨。采访开始前，他从包里拿出新华字典和德汉词典放在桌上，不过在接下来的聊天里，这些工具书没派上用场。除了偶尔出现的几个德文名字，从头至尾顾彬都用清晰的中文回答本刊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小说的问题在于长篇小说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6年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流传于媒体后，许多人都想知道，顾彬为什么这样激烈地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你自己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顾彬：我对所有的文学保持一贯的批评态度，我自己也是一名作家。我自己写散文、小说、诗歌，我会问自己什么是好的文学。我是德国西部北威州南部作协会长，我每个月最少要跟作家们谈一次什么是文学，该怎么写作。所以文学这个概念，我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我。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持批评态度，是因为我读了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后，发现了很多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作品呢？
顾彬：什么是好的？我不是第一个问的，北京诗人欧阳江河老问什么是好的中文，但到现在好像没有人能有答案。在欧洲我们也一直有作家评论家谈论什么是好的文学，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任何国家好的文学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好的文学，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应该有思想；第三应该创造新的形式。这三点里，创造新的形式是很困难的。鲁迅这三点都实现了，当然他比较容易这样做。因为“五四”之后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比如短篇小说。今天对所有的作家来说，达到这几点要求要困难一些。
我不会说好的作家太多，但好的作家是存在的。为了了解他，我们要看他们的作品，但是总看他们的作品，我们的时间就受限了，没有时间留下来创造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卡夫卡的书，我才看了一次，是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之后我再没看过他的作品。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怕我以后写作的时候模仿他。
中国小说的问题不在于短篇、中篇小说，而在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需要你写第三百页的时候，还能记得第一页写过什么。但是很多人早就忘记了，出现过哪些名字，发生过哪些事，德国有专门的校对，他们会提醒你，名字是否写错了，故事情节哪里不对。在中国，这种严格严肃的校对不多。
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的长篇小说在1949年以前是钱钟书的《围城》。我当时最喜欢的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但有的中国评论家认为萧红的这本小说不算长篇小说，因为中国小说跟德国不一样，都很长，所以一些中篇小说在我看来就是长篇小说了。
1949年以后的作品就很难评价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算不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写得好，小说里头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感觉他是对的，通过这部小说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在评价1949年以后的作家作品时候，你确信自己没有以偏概全吗？有学者质疑你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说里面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张抗抗、铁凝等人。
顾彬：在我的书里写过铁凝。我再说一遍，那本书的中文版被删掉了20%。我的习惯是，只要我写过的作家，以后的文章中我不一定再写他们。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杜牧，但在我的新书《中国诗歌史》里，基本上找不到杜牧的评价和作品。我不想重复，我想集中在其他人身上，比如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李白、杜甫，以及苏东坡等诗人。
我不看别人写我的文章，书评也不看。一是没有时间，第二我怕骄傲，我不想骄傲。但别人会给我报告，所以我知道我在中国有什么批评或者报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些地方有不足，有些人的名字在注释里才能找到，这是个错误。这部文学史2005年写完，写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时间距离太短。时间间隔长一些，能看得更清楚。
一个作家会写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样子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4月16日到18日伦敦书展开幕，包括刘震云、莫言、铁凝在内的多位中国作家会前往参加书展，你认为他们能代表中国作家现在的真实状况吗？
顾彬：今年伦敦书展的情况我不了解，但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代表中没有一个很好的中国诗人，很遗憾。去法兰克福的中国作家代表，他们的书可能在德国都卖得不错，但是他们不符合我的“精英”的味道。
你提到的这些中国小说家也是，他们知道怎么写，但是他们的作品也缺少些东西，反正不能吸引我。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我看过之后，还想再看。你说的这些作家，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写的小说不是给我这样的人看的，也有人喜欢他们的作品，只是不是写给我看的。
中国作家和作品是能够反映中国的部分现实的，但是还不够，不够深。而且，现在的作家不管是生活在哪个城市，不管是住在上海或者是北京，他们写不出来中国城市的味道。他们的作品都写得很抽象，包括王安忆在内，她作品里的上海和具体生活没有连接关系，她写的是一个抽象的上海。但老舍能够写好城市，他写的北京，就写出了北京的味道。
另外的问题是，许多当代作家不能用中国的美学方式来写作。他们当中，不少人还在用欧洲19世纪的写作方式。都强调现实主义，讲的故事里头有个主人公，可能会写家族，写这个家族的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发展。一个现代的小说家，他不会再注重讲什么故事，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讲过了。比如在德国，每天出来的报纸会给我讲最新的故事。我认为一个作家会写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样子。西方的作家，往往会集中在一个细节，深入一个人的生活中去。
不过这样的作品读者会高兴，因为觉得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来中国一百年的变化，但那些都是俗文学。
《瞭望东方周刊》：可是读者喜欢看。
顾彬：是的。我2009年出版了中国当代诗人诗选，那本书里唐晓渡也挑选了15首海子的诗。我非常不喜欢海子的诗歌，我觉得他的口气就是14、15世纪诗人的口气，太老了。但是在欧洲，读者最喜欢的就是海子的诗歌，读者的口味跟我不一样。我承认，我也接受这一点。
我坚持认为，畅销书不是好的文学。畅销书的读者不包括知识分子，也不包括汉学家。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不属于严肃文学，莫言他们的作品在德国卖得好，但是读者都是一般的读者，重要的报纸不会发表评论。即使有评论，也是讽刺他们的作品。在这个方面，我坚持我的精英立场。就像踢足球，踢得不好的人不能够代表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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