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2.3亿新台币的台南市鲲喜湾文化园区游客中心
花费3.5亿新台币的台东县杉原美丽湾度假村在县政府护航下通过开发，引起民怨。
花费6.79亿元新台币的金门文化园区
台湾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理事长姚瑞中前年送我一本《海市蜃楼——台湾公共闲置设施抽样踏查》，多达６８３页。去年１０月，他又寄来一本厚达６６７页的《海市蜃楼Ⅱ——台湾公共闲置设施抽样踏查》。《海市蜃楼Ⅱ》的腰封上这么写着：“全台一百处‘蚊子馆’现场直击纳税人不能不知道的社会真相！”
如同两书的副标题所示，《海市蜃楼》之一与二其实是“台湾公共闲置设施抽样踏查”的汇总。行动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以及两书的编者就是姚瑞中和LSD。此处的LSD，是“失落社会档案室”（Lost Society Document）的缩写，凑巧与英文迷幻剂的缩写相同。
走笔至此，先要为“蚊子馆”作一解释。“蚊子馆”者，指动用了来自纳税人的公帑所建造的公共设施（相当多数是以文化的名目建造），但往往因为没有游人或观众稀少，这些场馆最后成为孳养蚊子的所在。
“破坏性的创造”对付权力的“创造性的破坏”
二十多年来，台湾社会经历了政党轮替的巨大社会变动。两党政治的大格局之下，文化成为政治角力的筹码。出于各种考虑（地方政治、内需经济与选举等），各方政客与民意代表以文化之名频开政治支票，希图以此拉拢选民、拉动经济。但这种花费巨资的公共建设，同时也催生分赃政治等腐败现象。而全岛各地的“蚊子馆”则成为了这种政治生态之下的具体文化“成果”。如文化评论家张铁志所概括的：“假民粹主义、发展主义、地方金权政治，让台湾人民缴税养了这么多蚊子馆，这些金钱不是消失于空中，就是肥了政客与财团。”（《海市蜃楼Ⅱ》，P１９）张铁志更进而指出：“当民意代表不能代理人民监督公共资源的分配，而只是分赃集团的一员，当人民不能够积极参与表达他们的需求与利益，这就是民主的溃败。”（《海市蜃楼Ⅱ》，P１９）
为了保卫社会与民主理念不遭轻侮与践踏，不忍见以纳税人的“血税”建成的“公共设施”投闲置散，艺术家姚瑞中起而发起调查行动，将切实调查所得昭示天下，并敦促政府整改。这种整改，具有将濒死及死亡的场馆加以激活的目的，在台湾称为“活性化”，简为“活化”。
本是艺术独行侠的姚瑞中，在调查工作中发现，以一己之力无从应付数量庞大的调查对象，于是发动他的学生全面参与。由于他在台北艺术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所以在第一波调查中，两校共有５０多个学生与他一直行动。同时，他以“失落社会档案室”之名开办摄影工作坊，也带来包括校外摄影素人在内的一众人士共同参与前后两波的深入调查。在第二波调查中，共有７０多名学生一同参与。
《海市蜃楼》和《海市蜃楼Ⅱ》两书，共计收入包括已经列入“活化”计划在内的近２６０家“公共闲置设施”。这个踏查行动，其调查对象相当广泛。从文体设施到包括各种性质的公有资产设施，甚至包括了台湾军方拥有的闲置军事设施。据媒体报导，在第二波调查中，“姚团队”竟然发现台湾军方闲置的营地多达260处。
如此兴师动众地踏查，目的或者说问题意识是什么？正如姚瑞中在《海市蜃楼》序言中所提出的：究竟什么是“蚊子馆”?“蚊子馆”与“闲置公共设施”的差别在那里?全台湾到底有多少座“蚊子馆”、又是如何形成的?每一座“蚊子馆”只是个案，还是暗示着不同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蚊子馆”是整个社会体制共谋下的产物？（《海市蜃》，P８）他说，通过“破坏性的创造”来对付权力的“创造性的破坏”，是他发起这个行动的目的。
让我们看看“姚团队”如何调查，如何呈现调查结果。以《海市蜃楼》为例，此书分为两个篇章，第一篇为“完全闲置、低度使用或延宕开发之公共设施”，其中包括了交通建设、工商园区、文教设施、体育场馆、社会福利设施暨活动中心、产业展售场馆暨直销中心、办公厅舍、市场、工程设施、观光游息设施和休闲育乐设施。第二篇为已解除列管并进行活化之公共设施。
挑战台湾的公共政治空间
“姚团队”师生的踏查，一般按照以下基本格式来展示闲置设施的状态：设施地址、主管机关、管理机关、建造日期、建造经费，以及相关文字描述并且配以多幅拍摄自现场的照片。
以“马祖东引志清图书馆”为例：图片为鞠晴和吕宛书拍摄，描述文字为吕宛书撰写。“设施地址：东引中正堂旁、主管机关：东引指挥部；管理机关：东引指挥部；建造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启用；建造经费：五百万元。”描述文字如下：“在马祖东引的中正堂旁，意外发现一栋废弃的二层楼建筑，上头用镀金色字体写着‘志清图书馆’。但这个放置图书的地方外观看起来破旧不堪，好似已被遗忘已久。门窗是老旧的黄色塑胶片，但都似乎被锁上无法推开。透过裂缝看进去，发现里头竟然是空空如也，地上布满厚重灰尘。看不出有什么隔间差异，有些地方则像是堆了建料用材。经调查得知，志清图书馆的命名乃因蒋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而来。该馆是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８日，由东引指挥部花费新台币五百万元所建，并选在隔年１０月３１日启用，当天为蒋中正诞辰纪念日。馆内原本设有两间书报阅览室、三间视听室、会议室兼展览室、书库、贵宾室与管理室各一间，并会订阅杂志与报纸供岛上居民使用，据资料指出，在２０００年时，馆藏图书甚至高达数万本，以政治、思想、文艺、励志文学等书籍为主，并订阅天下、财讯、时报周刊等十九种杂志，以及青年日报、民生报、忠诚报以东涌日报等四份报纸，采开放式供全岛军民阅读。但迄今过了十年，我们来到此处却看到这般破损，那些文字记忆都去哪儿呢？在马祖采访过程中遇见了不少当地居民，除了略为惊讶的看着我们一身相机的装备，也好奇我们在这里的目的。简单攀谈之中，我们慢慢理解到这座岛屿的处境，除了缺乏当地特色的产业，无法拥有额外的受益之外，政府给予的经费不足，也都导致了这里现今观光孤立的悲哀。此外，还有更多的是衔接各岛屿的交通问题和战地遗迹留存的争议，其实当地人都明白这片土地的生存危机，也略知政府私下的利益纠葛导致的政策错误，但却又无力驳回，只能摇头接受。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这种荒谬，原来。‘蚊子馆’只是其中一种丑陋的方式存在，还有更多失败的政策在运转，然后横尸遍野。这些建物的样貌，在看似平和且静默的状态里，其实都存在着吊诡的因果关系，至今仍悬而无解。”也许这篇文字（已经属于最短的）的引用有点长，但如果有省略的话也许会引起对于调查的曲解，因此希望通过完整的文本呈示令读者看到，学生们的调查并不全都是火力全开的质问与愤怒，而是包含有对于身处其中的居民的充分理解与同情。
《海市蜃楼》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第一版１５００册很快售罄，出版社迅即加印５００册以应需求。《海市蜃楼Ⅱ》则以２０００册起印。在台湾，非畅销类图书能够达到这个印数当属不易，同时也说明公众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程度较高。
“蚊子馆踏查行动”也惊动了台湾的领导高层。台湾政府副领导人萧万长与姚瑞中通电话。此番兴动电视台表述为萧万长向姚瑞中表示“关切”。后来萧万长再次致电姚瑞中，要求他写一份声明稿，修正电视台所说“关切”不确，而应当是萧万长向姚瑞中“致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行政院长”吴敦义于《海市蜃楼》出版后迅速约见姚瑞中向他“请益”。在见面时，姚瑞中建议当局不妨“将闲置公共空间释放给民间非营利团体经营”。吴敦义则“责成工程会要拆除工程品质有问题、待报废的工程，并与文建会及地方合作，对闲置空间进行更有效活化。”（《联合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９日）这个踏查行动给主管部门文化建设委员会造成压力。主任委员（此人后来因为“梦想家门”事件下台）亲自登门姚瑞中工作室举行座谈。双方如此来来往往，颇为热闹。虽然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的理想未必能够达成，但或许“渔翁得利”的，应该是关心自己的“血税”用于何方的纳税人大众。本文之所以在此提及当局的反应，不是要炫耀此行动有高层“领导”关注是多么光荣，而是要强调，这个行动给“领导”造成了切实的压力。而姚瑞中则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或艺术不该被政客拿来当幌子，服务政治或财团”，他只是本着公民立场来调查台湾公共资源的滥用与烂用问题，至于政客们如何闻鸡起舞，并不在他的预想、期待与把控之中。
以台湾现有两党制政治生态，艺术家有关社会问题的创作与表达，可能会获得相较于一党专制时期更为重视的对待。这包括朝野两党与媒体的反应。如若在朝一方无视或者打压艺术家，则可能会有在野一方出来做文章。且不管这文章做得是否那么动机单纯，但相关问题的能见度就直线上升，包括媒体在内的公众介入的可能性也就提升。如此，则艺术家提出的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性也许会有所提升。
这个踏查行动，挑战了台湾社会的公共空间政治。兴建包括文化设施在内的公共设施，不仅事涉文化与经济事业，也事关公共服务与管理的品质与效能，更与社会监督与管理有关。因此，“姚团队”的出手，令许多问题浮出水面。“姚团队”通过出版以及大型展示活动（如台北双年展等）的严肃展示，令台湾公众赫然发现，在自己身边，原来沉睡不醒的“睡美人”多多。这个行动也当然获得台湾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在《海市蜃楼Ⅱ》中，南方朔、张铁志、彭明辉、黄瑞茂、龚卓军、张美陵等人也都毅然撰文给予支持与解读。
台湾学者吕佩怡指出：“‘蚊子馆踏查行动’包含两个层次的批判意义：第一个层次是对民主制度的批判；另一个层次则是对准教育体制的僵化。”（《海市蜃楼Ⅱ》，P５２）的确，这个行动除了给台湾社会带来当然的震动之外，他的这种教学方式也令艺术学生们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多多。“在这个以独立学习为主的调查案中，学生们学习范畴扩大，学习到田野外拍、跨领域视点，资料收集、田野调查（明查暗访）、发现与指认问题、与陌生人攀谈（演技训练）、翻墙（体力训练）、追新闻（狗仔队精神）、专题安排、新闻采写、编辑出版、布展、与政治人物会面、到接受媒体采访等。”（《海市蜃楼Ⅱ》，P５４）
当代艺术喜说“参与”，但真正的参与既是在作品的制作阶段也是在作品的观看阶段。片面强调在观看阶段的参与而忽视甚至排除制作阶段的参与可能性，无异于继续制造与变相维护艺术家神话。像这样的师生合同创作，是在制作阶段就吸纳众人参与的当代艺术，虽然可能会稀释掉艺术家的署名权甚至令其失效并进而影响艺术家的市场效果，但如果有助于社会问题的可视化，有助于展开某种公共对话，相信值得当代艺术家们尝试并积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努力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当代艺术结合的成功尝试。
这场持续有年的抽样踏查，还带来其他附加效应。有一个学生说，本来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并不怎么顺畅。但为了顺利进入有戒备的现场，父女乔装为一对旅游者。她在父亲的保护与掩护之下，大胆举起照相机“自然地”拍摄下了调查目标。这么一来，她既完成了作业，而父亲也了解了女儿的学习并且参与其间，亲子间增进了了解，亲子关系也得以改变。
而这种田野式的走访，也让学生学会从某种视角（可能是批判的视角）来观察、凝视家乡。何谓乡土？实际行走本乡本土所得的地理实感和用身体经验与习得的空间记忆。当然，随着参与活动以及活动的展开，学生的社会意识随之唤起与成长也属当然。
这种踏查行动也改变了师生关系。姚瑞中以前擅长单打独斗，经过这番持续的田野调查行动，拥有数十个学生一起工作的他成为了孙悟空。他在访谈中说，让学生走访各地，如同摊开手掌一吹而有几十个“小孙悟空”奔向了全台各地。而放出去，收回来，一起交流，一起完成项目的过程，也令师生各有所获，且师生关系也更形密切。
姚瑞中欣慰地发现：“原本十分担心这些所谓的‘草莓族’能否完成这项庞大的普查计划，慢慢地，从同学汇整回来的报告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埋藏于年轻人心中的浪漫主义情怀，这里所指的浪漫主义并非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对社会现实所兴起改革的浪漫情操，它存在着某种尚未被社会体制抹灭的天真情怀，也代表著小虾米可以团结起来对抗大鲸鱼的可能途径。”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既包括了以社会为对象的考察，也包括了通过考察社会而实现的对于作为社会构成之一员的艺术工作者自身的返身性了解。这个行动，其实也涉及到艺术何为、艺术教育何为与艺术为何和艺术教育为何的问题。
促进“活化”，是社会艺术的重头戏
摄影是一种表象的再表象化行为与实践。盲信摄影所见，可能会导致对于现实的严重误解。从摄影的角度看，这个踏查行动也为思考摄影的现实关注能力与局限性以及重考摄影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自摄影的视觉观察和记录容易流于表面，因此文字的深度描述以及基本数据的格式化标配，或可弥补表面化图像的局限。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加上记录样本数的相对充足，终于使得调查的最终呈现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罗列与归类是摄影所长。德里达所说的“归档热”（archive fever）也许是摄影与生俱来的独擅胜场。罗列与归档的摄影方式，是摄影家先使摄影家所要呈现的现实事象片断化，然后再一次通过特定给定片断的大量集中呈示，而为一种共性的东西的“现前”做好了物质的准备。同时，罗列与归类也因巨大的劳动量使得摄影家所要提示的事实变得更具权威性。劳动与摄影调查的关系也通过照片的量得以呈现与确保。而通过照片的量的累积，更进一步确保了质的权威性。当然，如果是没有社会问题意识的简单罗列，那么即使大量罗列，也无法成为一种社会观念的“现前”。显然，罗列与归类之前的社会问题意识的有无，是摄影踏查有无社会性的关键。
而在当代艺术以彩色摄影为主流的当今，整个调查坚持采用黑白影像，也许是某种特定的美学追求的坚持。在数码时代，黑白影像成为学院摄影教学的内容，也因此获得少数精英的地位加冕。也许，姚瑞中是为了强调一种严肃性与学术性才统一使用黑白影像。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他加以求证。同时，所有这些调查照片的视角平实，也不考究光影效果，形同素人照片。显然，这些拍摄者有意摒弃了摄影美学的基本要求，不为瞬间、角度、光线等所左右。也许，这种素人风格的追求，可能有着不想使一些摄影美学上的东西来过分骚扰大众的考虑，目的是使调查结果能够与大众较为自然地对接。当然，我们可能面临无法自我解套的吊诡：摄影作为一种与大众走得最近的视觉样式，它的“美学”难道不是大众的吗？为了与大众顺利相处，还有什么需要顾虑与调理的？
在社会转型大致底定的台湾社会，艺术如何介入社会，也许更具有挑战性。身处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中，艺术家是否应该有“社会意识”？什么是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与共同利益？艺术家如果要有意见表达，该从何处切入？在台湾这样的民主转型已经基本实现的社会，对于艺术家来说，发现社会问题、呈示问题真相的要求与技能也越来越高。如何提出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也许端赖艺术家的“社会意识”之深浅了。而艺术家有没有“公民意识”，也许是艺术家有否“社会意识”的前提之一。艺术介入社会的目的之一，是要能够通过艺术来唤醒、培育社会各成员的公民意识。“姚团队”的这个“蚊子馆踏查行动”，至少对于参与此中的前后百十号年轻学子来说，是一种公民意识的素质训练与人格修炼。这些学子们走向社会后，其观察社会现实、思考与监督社会公共事务时，想来就会有自己的立场。光是从这一点看，“教艺术”的姚瑞中就已经大大有功于社会了。
作为社会力量之一的艺术团队主动介入现实，锐意改变某种状态，打破平衡进而引起某种变化，促进某种“活化”，可能是今后世界各地社区艺术与社会艺术的重头戏。“姚团队”的努力因此给人以种种鼓励与想象。当然，也有评论家如南方朔在《海市蜃楼Ⅱ》中的专文《必先有蟑螂，而后才有蚊子》中进一步呼吁：“公共工程及建筑已必须彻底改革。由蚊子行为的泛滥显示出蚊子背后必有蟑螂，这是司法检调的事；由公共工程的乱花钱，围标绑标及护航，它显示出公共工程的行政管理已必须做更透明化的改革。至于学术界与媒体界，面对这个问题，除了踏查留下见证外，可能必须做更多的追踪调查，寻找出蚊子背后的蟑螂。”（《海市蜃楼Ⅱ》，P１７）这样的“蟑螂”，在大陆叫“硕鼠”。其实，南方朔是在说，当艺术先行一步，对于某种社会现象的表面症候做出了排查与记录之后，各种媒介以及社会各方是否应该及时跟进并展开更深入的调查？
据称，中国大陆目下进入了美术馆建设大跃进时期。各地确实出现了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名，行好大喜“公”之实地滥建“蚊子馆”的热潮。在这种“热潮”之中，我们的艺术家们有没有可能以对于权力的高度警惕，通过各自特有的方式来努力确保公共决策过程不走过场，确保公共资源分配不被滥用？
我们已经看到了罗永进、杨铁军、白小刺们拍摄的行政大楼肖像，接下来，有没有人可能以姚瑞中式的艺术群众运动为参考，来拍拍中国的“蚊子馆”以作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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