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热衷于寻找某种具有独立意义上的‘似是而非’之物，某个偏离了正常秩序而又似既成事实的幻象，某处存在于万物两极之间的无限空间，……”书是个有机可乘之物，它给人以既定事实的“真实感”,一种先入为主而圈出的地界让你随心遨游。——摘自洪浩笔记
洪浩选择了一本精心绘制的旧书来确立一种独特的角度。这样，“先入为主”策略性筹划意识在他的绘画中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我们“进入”他的世界时，他有意设置一道障碍（旧书），这道障碍以独有的历史性伪装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世界中与我们个人密切相关的地理、民族、文化区别性特征。这一特征把我们放在了世界中一个明确的位置上，使我们的“随心遨游”不致迷失，并在这种限制性下具有“既定事实的‘真实感’”。当然“真实感”已不是物理性的感觉，它带有很强的文化特征，它是一种个人与民族之根，有明显历史主义意识的东西，它以文化、民族、地域的方式来表达区别于纯物理性的感觉。所以，相对于不加区别的客观之物，它是“具有独立意义上的‘似是而非’之物“。对于这个“物”的认识，洪浩提供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以旧书的形象表现出来，它牵制每一种冲向无限的企图，它使一切事物都在一种限制中呈现和补充谈论，任何东西都无法彼此超越、取得对本质的绝对权力。
由于本质的神话权威被取消了，那么，为了在一种本质名义下进行修正的一切创新就像自欺欺人的谎言。艺术不必和创新连在一起，它需要更加务实，它是文化的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因不同文化而有所不同。这里就涉及到不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与地域特征，涉及到不同文化形式、风格与意象特征。洪浩的绘画不再陷于苦苦寻求新的可能性的努力中，它只是在不断地调整和调动已有的形式、风格和意象，它有清楚明确的定位。它探索的东西已不是无差别的本质的证明，而是在一个特有的文化下面对文化融合可能性的新尝试。而这种探索一旦把眼光从未来的虚无缥缈中收回，本能的冲动和抽象的组合就会让位给已历史性的被处理过的图像与题材。历史与历史化的今天将得到明确化、具体化，用通俗的话说，今天对于我们生存的一切将变得肯定和熟悉，并且这一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亲切。在洪浩的绘画中，我们看不到创新形式的企图，看不到陌生化的图景，呈现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身边所熟悉的东西，它包括我们身边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造成我们的今天生存状况的历史和文化，洪浩广泛采用二手的形式并借用已有的风格，把它们装进一本中国的书中去，这时值得注意的是旧书的形式也是一种借用的形式，这就是他的《藏经》系列。用“系列”一词无疑是想指出这些绘画既具有独幅绘画的意义，同时，在每一张独幅绘画中也暗示了一种独特形式所可能产生的基础支撑性作用。《藏经》不光以书的形式发出所指的信息，而且以书的每一页存在显示出一种能指的力量。它们以特有的方式形成了我们当今文化处境的一种基本态度，即在一定区域内的艺术在西方中心主义已事实性形成霸权的过程中，其可能的状态及其实现价值的途径。这种态度是产生一个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解决一个问题的的办法或指示。它只表明当今文化复杂性只有在策略中才能揭示。
洪浩用旧书的形式来展示这一策略。我们知道，书是社会中一种及其重要的文化源，它是以往文化活动中所遗留下的印痕，这一印痕在记录一群人的独特发展的同时，也传播着这一发展并加深这一发展。书本身就含有过去即旧的成分，它即是文化，又是塑造文化的动力，也即是“死”的，又是“活”的。“死“表明一种文化的完整与延续性，“活”指出了文化发展中解构与重建的功能。当然，文化在书的暗示下已明晰了一个范围的存在，即文化圈的存在。书在作为方式显现时也意味着一个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之间压力的存在。这可以说是后冷战时期的一种文化状态。他要求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与对他者的认识联系起来，并认识他者的过程中认识自我。《藏经》以对抗和包容的形式在他者的压力下重塑自我，“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景观”（洪浩语）。
洪浩在确立了这策略后，开始了《藏经》中恢复“记忆”的活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它有很长、很多的“记忆”，在当代恢复这些“记忆”有助于我们有目的地确立栖息居之所，恢复“记忆”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去重过“记忆”中的生活，而是试图在无意识的深处寻找发展我们当代艺术的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激情。“记忆”不是历史，它是漂浮不定的，它不是物化的线性搜索，而是发散性的潜能释放。它把无客观可言的虚假的历史叙述打碎，使其变为各个活泼的因素，并把这些因素一起拉回到现代的平面上来。在《藏经》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记忆”：有关于伯夷、叔齐的；有关于蒙娜丽莎的；有关于文革的；有关于现代招聘的；有关于医学的；有关于西方浪漫主义绘画的；有关于汉字的；还有关于西文的。“记忆”波及古今中外，在这里，“记忆”是一种历史痕迹，它能使今天的现实拥有历史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中，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交错在一起，他们一起到融合到现实的广度上，使我们的当代有了特色。当代因此从这一特色里牢固地凸现出来。尽管恢复“记忆”没有实在的文化、语言与历史的依据，但它是在我们面临他者压力下自我可能产生的形态。它是一种在彼此相互否定中引发的肯定，彼此相互对抗中引发的包容。在《藏经》里，汉字与外文同组一幅篇章，蒙娜丽莎正在说明“恐惧”、“社会”、“记忆”、“如梦”、“得意”、“以前”等等的穴位，治病的面相图中有枪击的靶点；当代的色情以及色情所需要的现代广告说明：“给你一个强壮的肾•日本质量”正在与佛经圣地共组了一个欢乐世界；带着乌纱帽的官吏在根据红卫兵的姿态说明招聘着现代管理人才；“孙子兵法”也在“国际香型的”商战中协调着军事与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的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在说明性的指示中剧变，地图成了人文景图。其重点是在于让人们重新回到熟悉的内容上，牢牢地意识到自我与他者。这是一种在策略中再度关切世界的愿望。
“记忆”总是现在的“记忆”，他是对当下状态的确认，洪浩在这一确认中突出了调节原则。《藏经•经疗穴法》、《藏经•世说新语》、《藏经•世界秩序新图》等都有意识地对过去的事物或规则性事物进行再一次的解释。在解释中，事物与词语成“一种微妙的调节关系”，词语在这种调节关系中好象是被事物所解释似的，这是因为这些事物已经在已形成的文化规则里被认识了。而当这些事物被新的方式重新认识时，它们中原被忽视的东西将得以呈现，呈现出的新东西将和事物旧有的文化意义重组，使得这旧有的文化意义扩展到现代词语的层面。反过来说，这扩展的意义对于只揭示新意义的词语来讲富有对这些词语解释的容量。而当事物的词语之法用于词语时，词语的理性成分将被还原到经验的层次上。在经验的层次上，词语成为事物，并且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藏经》里，大量的词汇闪动着，它们或是从一句话跳字式的被选出，或是被分段剪裁，像“费苦心”、“凡是”、“那些”、“为被”、“客规”、“律”。它们闪动跳跃着，进入到“某个偏离了正常秩序而又似成事实的幻象，某处存在于万物两极之间的无限空洞”（洪浩语）中去。事物与词语不再按照以往的规则被处理，它们互相取代、互相利用，以经济和理念相结合的方式寻找新规则。这或许是在当今文化状态下一次为划界而有意地撤回到没有边界的地带的企图。这里面包含了现代社会深刻的悖论。一方面，现代社会逼迫我们寻找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对各种历史造成的彼此间隔作出不同于过去的有意义的贡献。这个悖论有极强的策略性，它正在把我们过去对本质、真理的绝对要求化为现实计划，在现实计划中，我们的每一项进展都将富有成效。
洪浩的《藏经》就是对现代社会的一次有意义的适应，在策略中更有实绩地去展露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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