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盛希贵发言指出：“摄影史不是通史，是‘专门史’，但是摄影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播、艺术、娱乐乃至科学与学术研究等均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又不同于普通的专门史。”撰写中国的摄影史，不仅需要开阔的学术眼光，更需要具备摄影的专业素养，而对于中国早期摄影史而言，其研究还需要丰富的影像集藏以及各方查证核实的勇气与能力，就英国学者、收藏家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而言，他的“中国摄影史”系列丛书无疑给国人的早期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方法甚至精神。
摄影术的滥觞期，曾被瓦尔特-本雅明描绘成“烟雾飘渺”。1839年8月19日，法国下议院议员阿拉哥宣布达盖尔银版摄影法诞生，当人们沉浸在为这项伟大的发明热情欢呼时，听清了配方的第一批听众立即涌出大门，挤破了光学仪器店的门槛。一小时后，巴黎“所有的光学商店都被包围了”。几天后，巴黎的每一个广场都支起了三脚架。一周左右的时间，美国出现了数十家照相馆。一个月之后，遥远的金字塔下出现了两个使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摄影师。
有人将摄影术诞生与彗星爆炸的威力相比较。的确，人们已经期待已久，一旦真实拥有，针对它的使用、实践、流布，就如同期待中的想象——水银泻地般迅疾、流畅。
如果说巴黎是摄影术向世界扩散的原点，那么巴黎之外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恭候着它。但摄影术的流布并不遵循面向四周、均匀覆盖或近强远弱之类的规律，它的传播与扩散，所遵循的既不是彗星爆炸的形态，也不是一般生物对外迁徙、繁衍拓殖的方式，而是契合了人类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性特征。
中国人对摄影术的研究和探索，虽远在墨子时代即已开始，且汉朝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暗箱技术的运用已得到了西方历史学家的认同，近世也有像摄影史上20多位未留名姓的法国人、英国人那样孤军奋战术的人物，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于摄影术的接纳、实践和应用普及，毫无疑问来自于西方。
西来-人物
长期以来，摄影术到达中国的过程、方式及产生的影响等种种具体情景未能得到清晰梳理，包括摄影史研究者和摄影教育工作者在内的中国摄影人，长期被一种简单化的概述所抚慰，缺乏基本事实作支撑的想象，同样烟雾飘渺，乃至于以讹传讹，谬误层层。去年下半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一书，借用更多详细的史料佐证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风卷残云、拨云见日之效。它让人渐渐地看清摄影在中国最初阶段的条线脉络，以及由人物、事件相互契合而成的故事因由。早期中国摄影历史中，经纬纵横的结构贯穿，事理通达的逻辑关联，也随之一一明朗。
通过收集多种语言的摄影史料为素材，综合游记、铜版画、老照片、摄影师生平信息等多种史料，对摄影术传入中国的缘由、方式、人物，尤其对在中国进行过摄影活动的国外摄影师和仅有的几位本土摄影师，做细密的考证和研究……该书的作者——英国作家泰瑞-贝内特几经考量，选择以时间作为该书顺序的论述方式，将所能寻觅得到的所有摄影师渐次表达。他从影像的角度划分为最早的影像、商业影像和战争影像，又从照相馆的角度划分为首批照相馆、首批上海照相馆、香港照相馆;再从摄影师的角度划分为流动摄影师、过客、业余摄影师和外交官中的摄影师，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在华摄影师参与度较深的重大事件，作者又将其专列出战争中的法国摄影师和英国摄影师予以分别论述。
由此可见，早期来华的摄影师，社会身份和目的无非有如下几种：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或战争中的记录员，作为新兴产业摄影器材商、照相馆开办人的商业利益追求者。这其中，有贾科莫-卡内瓦这样的早已声名显赫的意大利摄影师， 他于1859年4月受卡斯特朗尼与弗雷斯基丝绸公司之托，来华寻找未被虫害传染的桑蚕;也有第一位拍摄北京的纯粹业余摄影师法国贵族乔治-德-圣-司督伯爵——他是“利用家庭之便”来到中国，原因略显特殊。情况比较一致的是：除亲自驾驶炮舰“机枪手号”驶入中国海并参与对广州封锁和炮火轰城的法国海军上尉保罗-埃米尔-比朗格，直接参与联军侵占、劫掠、焚烧圆明园全过程的法军查尔斯-杜宾上校，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英国外交官罗伯特-马礼逊等几人外，其余大多数人几乎都以非官方的身份主动自愿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们与中国有关的摄影历史。同时，除贾科莫-卡内瓦、费利斯-比托、查尔斯-勒安得尔-韦德这样少数几位成熟的专业摄影师外，他们大多为摄影的初步爱好者，或属于经验蓄聚期的商业摄影师。但也有乔治-韦斯特这样出色的画家和摄影师，1843年，他作为美国首个访华外交使团中的官方艺术家抵达澳门，是“首位来华的专业摄影师”。对他来说，“探求未知世界的新奇和激动是吸引他赴华的原因”。因此，在中国的7年时间，他乘船、坐轿、步行，四处游历，疯狂作画;他的足迹遍及欧洲人前所未及之地;由于其游历甚广，他可能是许多地方的中国人见到的第一个西方人。除了摄影，他还创作了350件速写，题材涵盖自然景观、宗教场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决定将在中国各地描绘的几百幅画作合并成一幅巨型的中国全景图，在美国全境巡展。1856年2月，这幅长卷果真在纽约面向公众展出，历时半年有余。另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和摄影师安东尼-方切里，则是摄影大师纳达尔的朋友。他打听到法国远征军即将奔赴中国的消息，便写信给巴黎的《通报》，申请做一名战地通讯员，他的目的是“用笔和相机去研究和再现中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而原本即为发财致富梦想来华的法国商人路易-李朗阁，在拍摄了上海、苏州、宁波、南京等地的立体照片后，意识到为侨民和士兵提供食物、酒、香水等商品比拍摄照片更易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最终“为小酒杯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东渐-方式
虽然该书以极大的篇幅专注国外摄影师针对中国的摄影，但借此路径，中国摄影却可以从中条分缕析出另一条脉络，那就是摄影术从西方来到中国，逐步蔓延、渗透、普及运用的线索。
早期来华的摄影师，他们从美、英、法等摄影术较早凸显出商业价值和影像记录力量的国度来到中国，为战争所召唤或役使，为淘金，为丰富个人经历，为实现理想或圆满人生，彼此因身份、期望、性情、境遇各不相同，命运也各异，但在中国的摄影经历基本都满足了他们预期的收获。而客观上，他们作为中国摄影的开拓者，不仅是中国许多城市首批照片的拍摄者、首家照相馆的开办者、各种摄影技法的率先示范者，也是中国首批摄影师的培养人、传授者。当然，这种授徒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自愿，或纯粹是为牟利目的而被动进行，但也不排除像广东人罗森跟随小伊利法特-布朗做助手这种顺理成章的学艺而成者。
摄影术光临之前，中国人对相机、照片的认识和感觉，以及接受照相机拍摄时的心理，与其他地方的人们初识这一新事物时的态度基本相同。好奇、疑惧、迷信、愤怒、喜爱，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于勒-埃及尔感觉到中国的“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而李朗阁在宁波照相时，因当地人误以为他的相机是武器而向他扔石头。
不仅如此，在国内，起先照片的用途只在配合画像，渐次替代画像。当时中国富人常常雇佣本土画师绘制真人比例的肖像，民间的照相市场尚未完全开启。当韦斯特的摄影出现时，贝内特推测：照片的作用很可能只是成为那些画师临摹的对象，“以使得客人免去久坐之苦”。1847年麦凯公司在香港转让照相设备并离港，说明当时即便如香港这样的商业城市，摄影也难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商业模式。“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支撑一家全天候照相馆的大环境。”也正因此，才有一批流动的摄影师的出现。
瑟萨尔-凡-杜本1852年9月在《北华捷报》上的广告有这样的表述：“所摄达盖尔银版照片精美绝伦，可供中国画师做临摹之用，画师虽艺不能及，但可依次描摹仿制。”仅供画师临摹或者替代画像，远不能实现照片本应具有的商业价值。到了1853年5月，此人在《中国之友和香港公报》上又刊登了如下的广告：“肖像呈暖色调，观之愉悦，清晰鲜明;布光考究，人物眼睛有神采，与寻常所见之呆板人像迥然不同。外景照片只需稍稍提前预约，可在窗边、阳台走廊和花园中拍摄。”照片的优异之处和区别于常规画像所见的新颖感觉，对消费者充满了尝试的诱惑。1854年8月，来到雅加达的杜本在“新达盖尔银版照相”广告词中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呈现人物面部特征之最逼真者，非摄影莫属。”其自信之状不让人有任何质疑，也说明了摄影因技术进步而赢得普通人青睐的艰难脚步。
在早期，当中国摄影的自主意识尚未形成之时，在中国摄影的主体性地位尚未建立之时，所谓的中国摄影，乃是西方人来到中国所展开的摄影活动或极少量的中国人到达西方后的接受拍摄，但主要仍是由西方摄影师在中国土地针对中国景物、事件和中国人开展的摄影。虽然这样的摄影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得到了中国人积极迅速的响应和效仿，但这些响应仍是限于照相馆阶段的民间和一些具有经济基础者的个体行为，而未能建立起相应的摄影组织或者机构予以有效地实践、传播，摄影之于中国社会群体生活层面的影响力，尚未能体现。
流布-路径
与西方的情景有所相似，中国早期出现的摄影师，有许多是因为预感到生存危机而转向摄影的职业画师。咸丰年间，在香港合伙经营油画业的周森锋、张老秋、谢芬三人，为前途计，合资延请当时在外国兵营中懂得摄影术的人传授摄影技艺，学成后各人投资二百元置办设备并将画室改为照相馆。
民众的消费能力与对新事物的认知程度，是摄影术推广的制约因素，及至20世纪初，中国摄影师和著名的照相馆，大多属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对外国开放较早并建立通商关系的城市，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说民众对于摄影的接受，需要一个合理和渐次发展的过程的话，摄影技术、摄影所谓的艺术手法的运用，同样也遵循着逐级推进的规律。并且，从发源地到辐射区，时差的关系，如风之流动、似潮水淹没沙地，循序渐进。
1846年10月，神秘的“达盖尔银版摄影和石版印刷所”在香港开业。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石板画印刷业务、蚀版、风景上色画或素描等技术，通过对外业务的方式，在同年10月的香港《德臣西报》上通过广告予以发布。
1847年7月，香港《德臣西报》刊出出售照相设备的广告，说明“购买即负责培训”。包括“可拍摄肖像和风景”的达盖尔银版摄影器材，附带化学药品和摄影铜版，“如有需要，器材使用者可对买家进行指导，确保其能熟练拍摄人像和景物”。不言而喻，摄影技术的传授是有价的，只有在大宗业务的交易中，教育和培训的费用才可以作为一种筹码而忽略不计。
1853年8月，美国艺术家、海军军官小伊利法特-布朗到达香港。他既拍摄达盖尔银版照片，又拍摄卡罗式照片——这可能是纸质底片和接触印相法在中国首次使用的经历。
1856年，湿版立体照片拍摄技术开始在一些来华摄影师的摄影实践中得到运用。
1858年9月，路易-李朗阁用广告吸引人们拍摄立体照片和家庭式的合影。家庭合影这种最具民间照相潜质的摄影类型，开始受到重视，并在此后的100余年中经久不衰。
1858—1859年间，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拍摄了广州城全景立体照片。1862年3月他在上海《北华捷报》刊登广告，意在回欧洲之前将器材和药品卖掉。广告特别说明，“附赠甫自伦敦运来全新药品一套及实用图书两本”。这两本图书，是否包含贾科莫-卡内瓦的那本盛赞纸质摄影术特别是卡罗式摄影法优势的《实用摄影教程》?作为伦敦专事摄影器材和科学仪器生产与销售的公司——耐格雷蒂&萨布拉公司指派的专业摄影师，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在将风景、人物照片(主要是画面有趣的立体照片)寄往欧洲销售的同时，在4年多的旅途中，他曾经传授摄影术给多位东亚人士，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人。
1859年3月，美国商人奥林-伊拉斯特斯-弗里曼由日本抵沪，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仅为几周，但却创办了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家安布罗摄影法照相馆。
1861年至1862年间，弥尔顿-米勒在香港以其非同一般的人像摄影，推动了名人照片的市场化销售。客观上，名人照片的盛行，极大地推动了普通人的摄影消费，照相市场由此迅速发展。
1866年，查尔斯-勒安得尔-韦德在香港开设照相馆。他用他的巨型相机拍摄了香港、上海、广州。玻璃板尺寸达16英寸×20英寸(406毫米×517毫米)，这是这种巨型相机首次在中国使用。韦德将自己掌握的摄影技术在中国进行普及，是非自愿和间接性的。他将技术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传教士朋友范约翰，这位著有《潮湿环境中的摄影干版》的传教士，将“从他那里学来的摄影雕版和镀锌印刷的知识又传授给了我年轻的中国伙伴”。这种传授方式，灵活多样又不拘程式，其效果却达到了一种呈几何级数方式的推广。1871年，当韦德在离开中国5年后重返中国时，“放眼中国各地，照相馆已经星罗棋布”，其中不少经营得有声有色。“那时，一家照相馆每月大概能有三四千美元的净收入。”
大环境与小机缘，中国本土摄影师的生长，正是随着这种时而缓慢时而又十分迅捷的方式逐步发生的。
贝内特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细致考证并梳理了1842年至1860年间外国来华摄影师的社会身份、来华因由、摄影目的和摄影成果，其史料和文献价值，无可忽视。摄影的“西术东渐”，具有怎样丰富复杂的时代背景?西方来华摄影师对中国早期摄影师在各种摄影技术的学习、运用和实践以及风格的传承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中国摄影近百余年间的角色定位、价值呈现，与早期的西人来华实践，存在着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大众对于摄影术由好奇、疑惧到接受、喜爱的过程，分别说明了早期中国摄影的发展，置身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了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早期影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近代中国之于西方的“他者”形象的建立，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影像以及事关中国的影像，其价值的普遍低估，且长时间在世界摄影史的地位未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此等尴尬，与中国摄影早期的处境，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借由此书，追溯历史的经脉血络，抚摸往昔岁月的根底末梢，我们可以对中国摄影史展开更有价值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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