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那个三米长、两米多高的庞大古典家具面前，中国台湾地区的艺术家涂维政有一种强烈的改造的冲动。于是，他把废弃的汽车表盘、纺纱锤、潜水装备仪,甚至是淘汰的电动机，一股脑“装入”了大家具中。
这件名为《多宝阁》的艺术品，在2月18日至5月1日上海当代艺术馆“怀念——东亚当代艺术展”中展出。展览共展出中日韩三国14位艺术家的作品，这同时也是纪念中韩建交20周年和中日建交40周年的一项特别活动。
怀念编织的创造力
日本女艺术家泽田知子的展览作品《学生时代》，是一个充满精心布局的善意小玩笑。乍看下去，像是一组学生时代都要经历的毕业集体照。但仔细观察，则能发现，每张照片的40个学生和一位老师有着同样的脸庞——粉嘟嘟的小胖子，只是发型、衣着和动作略微不同。每张照片的所有人物，都是由泽田知子一人变身装扮的。
这种卓越的变身能力，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的COSPLAY文化。但仔细琢磨下去，这依然是在回忆中探索一个永恒不变的命题：我是谁?“大学的时候，老师对我们说，我们都来拍自己吧。于是我就一直执着于拍自己。我所有的艺术品，都是自拍的照片。包括这组10张《学生时代》，我总共装扮成410个角色。我探求的是内在与外在的联系。”泽田知子说。
如果说泽田知子所做的，是一种极易上瘾的自身游戏(角色扮演)的话，那涂维政所做的，则更像是一种用现代主义来考究古典的把戏。
涂维政上一次在台湾引起轰动，是2003年他在台湾的一家美术馆里，做成了一个600平方米的巨大文物挖掘现场，下面正在进行文物挖掘，文物正一点点露出地面，四周地上摆放着各种挖掘工具，地上的碎石、墙上的浮雕真假难辨。一些不明就里的台湾媒体，真的就放出“台湾发现卜湳文明”的报道——如果他们把埋在土里半露的计算机显示器也当做古董的话。
这次涂维政显然是把这种戏说古董的方式进行了更新。《多宝阁》试图借用一个古董家具的壳，把今天的机械文明盛放其中，变成日后的回忆方式。在涂维政看来，用这样一种充满回忆的方式跟机械文明告别，是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一种美好祭奠。
“今天就是明天的过去，一切都有变化的法则。这就像不久前，我在街头看见一个红色信箱，在当今社会信箱似乎成为无用之物，但它无疑是怀念我们一个时代的标志。50年后的人们看到信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涂维政说。
韩国艺术家元性媛则用一种无偏差的照片拼图，来诉说回忆中的过往。她《1978年七岁》11幅作品中，用一个七岁孩子的视角，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七岁孩子找妈妈”的故事：睡懒觉、混沌的厨房、小猪储蓄罐的帮助、逛街、寻找妈妈的纸飞机、妈妈家乡的大海、爱尿炕的孩子洗衣服。这11个作品讲述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同时又相互连接，如同文学作品的一个个章节或场景。
“这是讲述我个人的故事，但这些也是每个人小时候都经历过的。七岁时，开始认识自我的存在，一步步走向大千世界。”艺术家说道。可贵的是，作为一位成年艺术家，如何重新站在儿童时光自我的角色下，天真地去看世界，那种好奇、紧张不安以及各种富有象征性的形象相互连接。这种模糊的记忆拼图之中，隐藏着艺术家本人淡淡的心底创伤。
中日韩三国艺术风格大比拼
这个展览的有趣之处，除了在于它是对每个个体过去回忆的表现，更在于有中国、日本、韩国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同台比拼，针对同一个主题所展现的不同表现技巧。
策展人金善姬对此有着深入的了解，这位韩国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先后在首尔、东京、上海都深入了解艺术家创作工作很多年。
“我把来自三个国家的当代艺术放在一起，是因为过去15年当中，我一直在研究东亚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特别是我看到古代绘画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在过去的百年之中，东亚的发展非常不同，这种不同在当代艺术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金善姬说道。
在金善姬看来，中日的艺术风格相差非常大，韩国则在两者中间。“中国艺术家会采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比如大尺寸，颜色非常强烈，或是对比的表达方式，呈现出表现主义倾向;而日本艺术家则更细腻，更含蓄一些，喜好象征和隐喻的表现手法。观众更难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作品。他们专注于体现细节、小尺寸的作品。韩国艺术家则呈现一种柔和自然主义的质朴，追求不加雕琢的原始。”她说。
正如“怀念”两个字本身非常平静、温暖一样，金善姬在这个展览中选取的艺术家或者作品，并不是那种激烈的、对抗的，甚至是完全西化的那一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正如当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东方文物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好奇的水平。
“怀念本身就是一种冥想，能够帮助我们净化情绪，只有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向往未来。” 金善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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