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世界艺术品市场，与其称之为市场，不如把它视为一座庞大的价值制造机器。既然是机器，就需要有操作手。从世界范围来看，有能力操作这架机器的个人或集团，总数不超过100，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彼此维系的纽带，是中国人早已熟悉的“关系”。西方人常笑谈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得讲“关系”，而西方也有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没有“关系”便没有行动余地，这就是艺术世界。此外，这个小世界比较隐秘，无需对大众交代，主要是为了协调艺术市场内部的核心价值，为观众展示出一幅艺术世界高低起伏的神秘图景，因此这个小世界的运作往往是与常识相反的。当然，有一点很重要，西方艺术世界里的“关系运用”，未必等同于中国人理解的“关系便利”。
近两年中国艺术界最常看到的现象之一是“艺术权力排行榜”，这种公之于众的权力排名，潜台词是为中国本土的艺术市场及艺术界建立“共识”。这种追寻共识的意图背后，体现的是中国艺术界在世界艺术品“价值制造机器”中的边缘地位。中国艺术市场与西方艺术市场的产品交接，基本是古董、古代书画、现代油画与少量当代艺术四个方面，而将这两个市场交接起来的重要角色仍是拍卖行。就近两年行情来看，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内的份额也不断加重，但是这种领先地位并不足以自豪。
显然，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操盘人士也有普遍共识，即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在机构组成、操作模式和作品选择等方面，很大程度受西方影响，甚至接盘而来。换言之，我们目前的国际市场份额虽高，但仅仅是以体积之磅礴占据国际艺术品市场的空间，离市场的核心机制距离尚远。
显然，中国艺术界还无法自如参与到国际艺术世界的“小世界”中去。这个“小世界”又是由什么人组成呢?主要是由大型收藏家(如法国皮诺)、大拍卖行(如苏富比(微博)及佳士得)、欧美各大画廊主(如高古轩)、著名艺术博览会负责人(如巴塞尔)、重要的艺术博物馆馆长、知名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及理论家组成。这些人彼此之间未必分享共同的理念原则，不同的身份更不可能使他们异口同声的谈论艺术，但他们却通过艺术世界反常识的隐性机制调动和协调起来。事实上，这些人的职业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为艺术世界的“小世界”提供商业、经济、社会、历史、艺术、美学等各方面的价值标准，从而建立起艺术世界的核心价值团体，并通过艺术行业的职业系统将标准传输出去，市场正是这一职业体系的边界。艺术市场，也是这一核心价值团体建立起来的最稳定的艺术世界调控机制。
中国艺术市场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市场标准作为了全部标准，却无法参与到市场标准的“前期构建过程”中去。我们以为有了经济上的“操盘手”，就已经介入到了价值的“操作手”，这显然不够。
且不谈中国拍卖行业内部的监管、调控与风险规划过于薄弱，如最近发生的汉代玉椅天价拍卖闹剧等，我们的本土画廊也处于发展弱势。西方老牌画廊纷纷进入中国或亚洲，率先掌握艺术品的选择与销售渠道，“后来者”注定成为他们的追随者。
最近的业内特色之一，是一部分中国投资者开始涉足海外，开始对非中国的艺术品进行考察与收购，这与增加金融产品选择、分摊资本风险、拓宽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力有关。但资本的力量是否无穷?凭借资本的单一力量是否可以改写艺术世界的纵向规则?
艺术世界的纵向规则，即历史中的艺术价值标准滋生、叠加、沉淀、累积、筛选、提炼、更新的全过程。在这个漫长的价值体系构造及再构造过程中，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20世纪是西方现代艺术与先锋艺术的自我形成、肯定与总结的历史过程。回顾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西方艺术界，重要的艺术商人如美国的雷奥·卡斯特利(Leo Castelli)、法国的达尼埃尔·康维勒(Daniel Kahnweiler)、瑞士的恩斯特·贝尔勒(Ernst Beyeler)等，都是进一步促成二战后艺术品的非物质标准向商业标准转化的重要推手。所谓的非物质标准，即艺术品的社会、政治、艺术与审美价值。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艺术商业标准达到顶峰后出现回落，又在90年代新一轮世界资本分配中受到冲击。前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格局、自由经济理念、后现代历史观、后工业社会特征、全球不平等发展等，无疑对旧的商业标准进行了“当代”改造。我们目前仍处于这一新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当下的国际资本规模过于庞大，往往导致一叶障目，使我们难以看到巨大资本流之后的意识与理念构建。
当代的艺术世界操作手们不仅深切了解21世纪商业与资本运作机制，更对19、20世纪世界历史、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国际政治变动了然于胸，再加上坚实的艺术熏陶与修养教育，他们无疑牢牢地掌握着大量无形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游刃有余的对资本进行规划。而中国的艺术市场仅在资本层面被纳入世界艺术市场，实际上还难以承担起接纳世界艺术语言的能力。最近我们看到毕加索作品在中国巡展，这是一种起步，但也显示了当下中国的局限性。中国艺术市场对世界艺术语言的接纳能力还处于20世纪初期阶段，而世界艺术市场浸淫在当下创作潮流中，以获取艺术前瞻性为捷径，通过资本的方式进行新旧世界的交替。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著名收藏家埃利·布罗德(Eli Broad)即代表了美国西海岸的文化娱乐经济模式与东部纽约的传统金融和工业资本模式的抗争，并且显现出十足的优势与后劲。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艺术市场还处于初期的市场分割与规范化过程，要追赶世界水平，恐怕还有许多功课要补。而中国艺术市场面临的更深层问题，则是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与西方接受程度有限之间的冲突，这显然不是仅凭市场份额或庞大资本就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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