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林-H-金 1909 年中国农村考察 记录（节选）
弗兰克林-H-金（Franklin Hiram King 1848-191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物理学教授，曾任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
我们将要共同探讨的农耕活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拥有 5 亿人口的民族的伟大创举。他们 4000 年来不断积累农耕经验，并且
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常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
在山东省，我们跟一位来自拥有 12 口人的家庭的农夫交谈，了解到他在种有小麦、谷子、红薯和豆类的 2.5 英亩耕地上喂有 1头驴、1 头母牛，这都是当地特有的农耕牲畜，另外还喂有两头猪。这样的群体密度相当于每平方英里 3072 个人、256 头驴，256 头牛和 512 头猪。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来自拥有 10 口人的家庭的农夫在不到三分之二英亩的土地上喂有 1 头驴、1头猪。据此，这一农用土地的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 3840 个人、384 头驴、384 头猪。或者说一个 40 英亩的农场供养 240 个人，24 头驴和 24 头猪，而我们的农民们认为 40 英亩对一个家庭来说太小了。我们考察了 7 个中国农民家庭，并且获取他们的数据。数据表明这些土地的平均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的农用上地供养 1783个人、212 头牛或驴、399 头猪——1995 个消费者和 399 头用于转换粗粮的动物。这些数据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人口规模。在 1900 年，以改良的农用土地为基准，美国的农村群体密度是每平方英里可供养 61 人、30 匹马和骡子。在 1907 年，日本的农村群体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1922 个人、125 匹马和牛。
许多因素和条件共同作用才使得远东地区的农场和农民得以支撑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其中一些原因很容易被察觉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部分地区拥有异常有利农业发展的地理条件，那儿人口密集且这种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华南的广州和古巴的哈瓦那在同一纬度，而东北的奉天（沈阳旧称）和日本本州岛北部与纽约市、芝加哥、加州北部的纬度相当。美国主要在北纬 30°—50°里（1 英里=1.61 公里）。这种地理位的差异使得这三个国家农耕季节更长，也使得他们每年能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两种、三种甚至是四种不同的作物。在中国南部、台湾和日本的部分地区种植着双季稻，浙江省种有油菜、小麦、大麦、四季豆和苜蓿。在仲夏时还能接着种棉花或者水稻。在山东，冬春两季种小麦和大麦，夏天则种小米、红薯、大豆和花生。天津在北纬 39°，和美国的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斯普林菲尔德以及伊利诺伊州纬度相近。我们和当地的农民进行了交流，了解到有一位农民在土地上轮作小麦、洋葱和白菜，最后每英亩的净利润达 163 美元。另外有一位农民春天的时候种土豆。当土豆还很小的时候便将它们出售，之后种萝卜和白菜，最后每英亩的净利润达 203 美元。
将近 5 亿人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主要依靠小块土地和少量产品来维生。土地面积甚至比美国经土壤改良后的优质农场面积还要小。以芝加哥为起点，往南至海湾。往西穿过堪萨斯州，这其中的土地面积比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耕地总和还大，若按照他们的耕作方式，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养活的人口可以达到现有规模的 5 倍。
这些国家的降雨量很大，甚至超过了一些大西洋和海湾国家，但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天降雨量少，因此夏季作物的生产效率可能达到最高，中国南方的年降雨量在 80 英寸（1 英寸=0.025 米）左右。在我们南方各州，降雨量接近 60 英寸，但 6-9 月的降雨量不到全年的一半。从苏必略湖到得克萨斯州中部的地区，一年的降雨最大约为 30 英寸。但 3-9 月之间只有 16 英寸的降雨量。在中国山东省，平均降雨量为 24 英寸多一点，其中的 17 英寸在指定的月份下。多数集中在 7-8 月。研究显示，使用最好的耕作方式，在不损失水分的情况下，我们耕种的庄稼出产每吨干物质需要 300-600 吨水。显然，对于任何土壤来说，适时适量的水分都是高产的首要影响因素，在适当的时候灌溉，将是土坡和庄稼保持湿度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在遥远的东方，采用集约耕作获取巨大的土地产量是可能的。
尽管这些国家的降雨量大，他们还是精选了可以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庄稼。这些庄稼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还可以利用临近山区的土壤地表径流，这些山区都不适宜耕作。在这些国家看不见闲置的稻田。在日本的 3 个主要岛屿，56% 的可耕地，约有 11000平方英里，被用于种植水稻。从插秧一直到接近收获的这段时间，水稻始终浸在水中。在季节适宜的地方，收获水稻后，土地被烤干用来种植需水量少的陆地庄稼，以使土地处于干湿平衡状态。
几世纪前，凡学习过远东农业操作方法的人都会重视水对于提高庄稼产量的价值，这种经验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他们希望调整环境和庄稼的生长，直到彼此相互适应，水稻就是一种可在施肥强度高的情况下，既抗旱又抗涝，还能获得最大产量的谷物。我们这些拥有潮湿天气的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是：不论施多少肥，过了几年，稻谷总会减产，不论水分是否充裕。
无论是地图还是语言都难以充分说明开凿运河对于水稻文化的重要性。据保守估计，中国大地上绵延着20多万英里的运河，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运河里程数甚至超过了美国铁路里程数。仅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就和美国的小麦种植面积相当，而水稻的年产量是小麦产量的 3 至 4 倍还多，而且这些农民通常都会在种植水稻的土地上实行轮作，每年都会种上一到两种不同的作物。
事实上，相比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土壤要更深、更肥沃和持久。尽管如此，这些地方却到处都在进行适当、有讲究的施肥。直到最近几年，也仅仅是日本开始使用化肥。但是数百年来所有土地，包括邻近的山区、运河、溪流和大海都被最大限度地用于增加土壤肥力，并且成效显著。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几乎所有的高山和山地一直被视为燃料、木材、绿肥和堆肥肥料的源泉，即使在家使用过的各种燃料形成的灰最终也被当作肥料。
在中国，运河带来的淤泥被用于田间耕作，使用量有时达到每英亩 70 吨甚至更多。在没有运河的地方，土壤和底土被人工搬运到村庄里，若有需要，人们将花费巨大的劳力把各种有机垃圾混合在一起，在使用之前再将它们粉碎并烘干，这样就成了一种自制的土家肥。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粪便都被细致地保存下来并作为肥料，这种施肥方法的效果远远比我们美国人的做法优越。据日本农业局统计，1908 年近 2400 万吨粪便用于耕地施肥，平均每英亩1.75吨。同年在上海国际会议期间，一位中国承包商获得了每天早晨进人居民住宅区和公共场合扫除粪便的特权。这位承包商凭借收集来的 7.8 万吨的粪便获得了超过 3.1 万美元的收益。对于粪便，我们通常都是将它们扔掉，反而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
直到 1888 年，由欧洲最优秀的一些科学家共同参与的，长达 30多年的研究，最终发现根部有较为低级的生物体寄存的豆科植物对维持土壤中的氮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从空气中吸取氮，腐烂之后让氮重新回到空气中。但是，长期的耕作实践早就使得远东的农民掌握了这项技术，驯化和利用豆科作物对于保持土壤肥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这 3 个国家中，为了使土壤能保持肥沃，人们自古以来便施行豆类作物和多种其他作物轮作的方式。
本文摘选自东方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的《四千年农夫》一书中的概论部分，文章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在此感谢东方出版社提供刊登权。
全文见《艺术世界》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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