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可以说是艺术界的主要语言，这样的情况不止存在于伦敦和纽约。当你参观一场在柏林、墨西哥或是北京举办的展览时，你肯定能够听到带各种口音的英语。艺术家、策展人、画廊主——无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甚至不会再询问你是不是会讲英语。科索沃艺术家Jakup Ferri自白式的影像作品“不会讲英语的艺术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An Artist Who Cannot Speak English is No Artist）”（2003）就建议艺术家应该像学习绘画、雕塑和摄影一样去学习英语。
法国商人Jean-Paul Nerriere就争辩说英语在艺术界中不如全球语（Globish，Global English的简称）通用。那些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通常会利用这种语言和别人交流。Nerriere在2004年写了一本名为《不要讲英语…用全球语交流》（Don't Speak English … Parlez Globish！）的书，将它作为学习一种只有1500个单词的新语言的指南——这种语言中有“树木”但却没有“种类”；有“蔬菜”，但仿佛“土豆”是这个分类中唯一的一个。
为了跟上《牛津英语词典》上的60多万个单词，全球语使用了更简单但却更长的模式，比如“厨房（kitchen）”变成了“你做饭的地方（the room where you cook）”；“外甥女（niece）”变成了“我兄弟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my brother）”等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和说全球语的人交流起来通常很麻烦，因为后者使用的词汇似乎更独出心裁。“我们能够达成共识，”两个说全球语的人——一个瑞典人，一个德国人——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们的变化。
全球语似乎让艺术界里充满了一种更加特别的词汇表。一些时髦的词语——例如违反（transgression）、反乌托邦（dystopia）、违抗（disobedience）等等——被添加到了作品的名字中，但对艺术家和观众来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意。荷兰艺术家Nicoline van Harskamp在她的影像作品“全新的拉丁语（The New Latin）”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一位艺术家的母语通常会因为墙面标签、新闻稿以及杂志访问中伴随的英语艺术行话而失去影响力。
这样，全球语似乎为当代艺术与批评中理论和概念的产生做了一些贡献。如果一次辩论不涉及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物政治、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审美无意识以及每个人的“临界状态”，它又怎么能算完整的？美国文学学者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就提出过一个类似的、关于全球化时代下的文艺评论的观点。理论和观念把自己赋予了比感受和个人偏好更易交流的抽象概念。
烹饪口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肯定可以说出自己最喜欢的法国红酒，但试着用法语去解释它的独特口味以及你喜欢它的原因。和事物一样，艺术品也会通过色彩、形状以及无限的联想来影响我们的感官。相比之下，一条理论总是可以被简化成一句简单精妙的话。
容易让人记住的短语和轻松的词汇量使得全球语迅速成为艺术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但它是否改变了我们理解艺术的方式？不管怎样，Harskamp却是带着提放的心理接受英语的。她在她的影像作品中提到：“它像属于美国人那样属于我。为什么不能改造和指定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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