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以“继承传统文化”为荣而以“挑战传统文化”为耻的国度里，无论是以“继承传统”安身立命的艺术家还是以“把根留住”为理由极力强调“传统”的理论家都比以“挑战传统”（“创新”）为“宗旨”（“信念”）的艺术家和为其辩护的理论家更有“市场”。
我不敢说中国是一个以“继承传统文化”为荣而以“挑战传统文化”为耻的国度，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说，中国存在着太多以“继承传统文化”为荣而以“挑战传统文化”为耻的人。只要人们环顾一下四周，人们便可发现很多满嘴“仁、义、道、德”、“儒、释、道”（“道、佛、禅”）的以“文化人”、“批评家”等自居的所谓“知识分子”。然而，人们即使看模糊了眼睛也看不到的是主张反思传统并着力批判传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回到传统”、“回归传统”的论调近几年又不绝入耳起来，高名潞提出的“意派”、奥利瓦大加赞扬的“中国抽象”、王瑞芸在艺术国际博客里发表的几篇呼吁重视“传统”的文章、吕澎鼓吹的“溪山清远”以及各大艺术媒体围绕“传统问题”精心制作的专题，等等皆是“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极为流行的证据。
对于个人而言，无论其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继承”）还是主张“挑战传统文化”（“创新”）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主张者”是否至始至终为自己的“信念”而战——不因“现世功利”轻易放弃“信念”、改变“立场”。在我看来，中国当下文化、艺术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现世功利”）的问题。当然，我将“市场”（“现世功利”）问题归为中国当下文化、艺术的问题并不是主张“资本霸权论”、“市场决定论”，而是说中国当下文化、艺术的问题是其依附于“市场”（“现世功利”）以致迷失了“自我”。就“市场问题”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建构文化、艺术的“主体性”。
长久以来，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继承”）的人归为“保守派”，而将主张“挑战传统文化”（“创新”）的人归为“革新派”——更有甚者同样不乏其人，他们武断地、偏颇地将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继承”）的人视为“国粹派”，而将主张“挑战传统文化”（“创新”）的人视为“西化派”。然而，“继承”还是“挑战”（“创新”），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理由很简单，在今天，任何传统都不能被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就那些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继承”）的人而言，他们通常所言的“继承”只不过是继续重复我们的祖宗留下的一系列成文的“说教”——在我看来，一系列被反复引用的“说教”对于那些“引用者”也是半信半疑的；就那些主张“挑战传统文化”（“创新”）的人而言，“挑战”不过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他们习惯通过“挑战传统文化”创造新的文化。
倘若人们以“未来”而不是“过去”和“今天”为目标，那么人们就必须批判“今天”（“市场”、“现世功利”）和“过去”（“我们的祖宗留下的一系列成文的‘说教’”）。而历史证明，“新的文化”皆是在批判“今天”和“过去”的行动中诞生的。或许有人会说，诉诸于“未来”的“行动”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没有“根基”的“冒险”。然而，我要说，没有“冒险”便没有“新的文化”，甚至没有“人类文明”。文化并不是“现世功利”的反映——其既不是对“过去”的追溯，也不是对“今天”的记录，而是改造“现实”的武器。在我看来，文化是指向“未来”的，只有当文化成为改造“现实”的武器——而不再是“现世功利”的反映时，其才是具有“主体性”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挑战”而非“继承”更接近艺术的本性，就是因为“挑战”指向“可能性”——“可能性”指向艺术所极为看重的“自由”。
表面看来，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人和主张“回到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的人都认同“传统文化”，即他们都认为“传统文化”能解决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实际上，“继承传统文化”和“回到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的主张有很大的区别：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人乃是至始至终“坚持传统”，而主张“回到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的人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认同传统（以“挑战传统文化”为荣）——现在突然认同起了“传统文化”。倘若人们详细了解一下高名潞、王瑞芸、吕澎等人主张“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图的话，那么人们便可发现，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大体意思都是说我们学西方学过头了，以致丢失了传统文化、割断了自己同传统文化的联系，现在到了补救传统文化、建立自己同传统文化的联系的时候了。其实，在我看来，高名潞、、王瑞芸、吕澎等人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长期流行在主流文化界的观点。在主流文化界，“当权者”从来没停止过对主张“挑战传统文化”的人的封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从来没有断开过。很多人所谓“我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的中断不过是将现代中国文化视为现代西方文化的翻版，进而再将现代中国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类比的结果。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现代中国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也不是现代西方文化的翻版，而是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既同中国传统文化有距离，也同现代西方文化有距离。同中国传统文化拉开距离并不是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恰好是其意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证明不了现代中国，而只有现代中国文化能证明中国是现代而非古代的。
我们的文化界太多“今天说东明天说西”的人了，他们的立场随“市场的风向”随意晃动。包括奥利瓦这位外国策展人也是。2009年，奥利瓦在和一批从事抽象绘画创作的中国艺术家对话时这样说，“在中国，艺术总是用于肯定传统，而在西方艺术是摧毁传统的。今天的中国抽象主义艺术希望能摧毁它，正因为这样，西方的很多艺术家能理解中国抽象艺术”。奥利瓦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抽象艺术是摧毁传统的。然而，2010年，“大象无形——抽象艺术15人展”（又名“伟大的天上的抽象——21世纪的中国艺术展”）开幕后，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同样像中国的很多理论家一样大谈“中国抽象”同“禅、道”的联系。我们只能说，奥利瓦很懂“入乡随俗”，他甚至表现得比中国的很多理论家还要懂“市场”——奥利瓦或许十分清楚，中国人对“禅、道”的兴趣远远高过对“摧毁传统”的兴趣。
总而言之，很多人不约而同强调“传统”说好听点是“英雄所见略同”，说不好听点是“集体堕落”、“集体倒退”。一代人完成不了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说80年代那代人是“革命者”的话，人们希望的是他们能到死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这样有助于今天的艺术同昨天的艺术拉开距离。倘若今天的艺术真的同昨天的艺术截然不同了，那么人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换言之，如果说80年代那代人主张的是现代艺术，那么他们无论出于何种意图都不能反过来主张传统艺术。对于曾经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回过头来“肯定传统”（主张“回到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投机”。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要说，没有“坚挺”的父辈，哪会有“坚挺”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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