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术语学的问题在哲学领域内非常重要，如同我最尊敬的一位哲学家曾说过的那样，术语学乃思想之诗意的时刻。这不是说，哲学家必须总是需要对他们(使用的)技术性术语做出定义。柏拉图从未定义过他最重要的术语——“理念”(idea)。相反，其他人，像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那样的哲学家，则更喜欢为他们的术语做出“更有几何学色彩”(more geometrico)的定义。
我希望提出的假设是，部署(dispositif)这个词，或者说英文的“装置”，在福柯的思想策略中是一个决定性的技术术语。他经常使用这个术语，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他开始集中关注他所谓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人的治理(government of men)”时候起。尽管他从未给出完整的定义，他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还是给出了近乎定义的一些东西：
我试图以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个术语：这个术语首要的是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调控决策、法律、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哲学的道德的以及人道主义的命题——简言之，即由说出的与未说出的东西组合而成的一个完全多元化的集合体。而上述的这些事物就是装置的元素。装置本身就是一张可能形成于这些元素之间的网络……通过“装置”这个术语，我意谓的是一种构成(formation)，可以说，这种构成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刻具备这样的主要功能：对紧急情况做出回应。因此，装置具有一种支配性的策略功……我说装置的性质本质上是策略性的，这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是某种对力量关系以及对力量关系中合理而又具体的干涉的操控，这种操控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往特定的方向发展(辐散)这些力量关系，要么是阻碍它们，使它们稳定并对之加以利用。这样，装置就总是铭写在一种权力的游戏之中，但它也总与特定的知识限制相关——这种知识的限度来自于装置本身，并且在同等程度上又限制着装置。装置就是这样：它是力量关系与某些知识类型互相支持的一套策略。
让我简要地总结这三个观点：
a. 装置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合体。事实上，在同一个标题下，它包括了一切事物，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警政措施、哲学命题等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元素间形成的网络。
b. 装置总是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并总是坐落在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c. 如此，装置出现在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叉处。
2.现在，我想试图先在福柯的著作，然后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对此术语的谱系加以审查并作一简要的回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大约在福柯写作《知识考古学》的时候，他还尚未使用“装置”这个术语来限定他的研究对象。相反，他用的术语是实证性(positivité, “positivity”)，词源学上近乎部署(dispositif)的一个术语，而且，他也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个术语的定义。
我常自问，福柯是在哪儿找到这个术语的。直到几个月前，当我重读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一本题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Hegel) 的著作时，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答。你们很可能知道福柯与依波利特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后者不时被福柯称作“我的大师”(事实上依波利特是福柯的老师，他最早是在亨利四世中学的高师入学班(khâgne)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预备课程] 任教，后转教于高师)。
依波利特著作的第三部分负载了这样一个题目“理性与历史：实证性以及命运的观念”(Raison et histoire: Les idées de positivité et de destin, Reason and History: The Ideas of Positivity and Destiny)。这里的关注焦点在于黑格尔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1795-96)的两部著作的分析：第一部是《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Destiny)，第二部——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吸引我们注意力的那个术语——《基督宗教的实证性》(The Positivity of the Cristian Religion)。据依波利特所言，“命运”和“实证性”是黑格尔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尤其是，“实证性”这个术语在黑格尔那里被准确无误地置于“自然宗教”与“实证宗教”之间的冲突中。自然宗教主要涉及人类理性与神之间的直接而普遍的联系，实证或历史宗教则围绕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某个社会以及某个历史时刻的信条、法则和仪式。黑格尔在一个段落(此段落曾被依波利特征引)中写道：“实证宗教意味着那种或多或少通过灵魂的限制来表达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作为诫命结果和服从结果并无需直接的功利而直接完成的行动。”
从此意义上来说，依波利特展示了自然与实证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同自由与义务的辩证以及理性与历史的辩证相对应。在一段不可能不让福柯好奇的段落中——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装置的概念——依波利特写道：
这里，我们看到了隐含在实证概念中的问题症结，包括黑格尔试图把一种对自身尚无意识的辩证——纯粹理性[pure reason](理论上的且首先是实践的)和实证性，也即历史的要素——辩证地集合在一起的不懈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把实证性思虑为人的自由的障碍，就这点而论，实证性遭到了谴责。探究某种宗教的实证因素，我们也许还能说探究某个社会国家的实证因素意味着经由对人的某种限制而在其中发现了强加(于人)的东西，发现了使纯粹理性变得模糊的东西。但在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这是在对黑格尔的逐步诠释中以占上风而告终的一面——实证性必须与理性协调，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失去了其抽象的性质并适应于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样，我们也就看到了实证性概念为什么是黑格尔观点的核心的缘由。
倘若据依波利特所言，“实证性”是早期黑格尔用来命名历史要素的名字——历史要素承载着某种外在力量强加给个体的规则、仪式和制度，但这些东西，可以说，又在信仰和情感的系统中实现了内化——接着福柯通过借用这个术语(后来这个术语变成了“装置”)，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他自身的问题)：作为生灵的个体与历史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自己的立场。我所说的“历史要素”指的是权力关系中的那些制度、主体化过程以及规则变得具体而微。因而，福柯的终极目标就不像黑格尔那样是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协调;他的目标甚至也不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对福柯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毋宁说是对实证性(或装置)在关系、机制和权力的“游戏”中活动的具体模式的探究。
3.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已推进的假设——“装置”是福柯思想中一个核心的技术术语——变得相当明了。这里至关重要的并不是仅仅指涉这种或那种权力技术的某个特定的术语。据依波利特所言，这个术语对早期黑格尔来说，与“实证性”这个术语有着相同的广度。在福柯的策略中，装置逐渐占据了被福柯定义为“共相”(the universals)的术语的位置。福柯，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一直拒绝处理被他称为“共相”的，诸如国家、主权、法律和权力那样的普遍范畴或心智的建构。但这不是说，他的思想不存在具备某种普遍特征的操作性概念。装置，事实上，就是在福柯策略中取代共相的那种东西：它不仅仅是这样或那样的警务措施，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技术，甚至也不是通过这些东西的抽象性所得到的那种通用性(generality)。相反，正如他在1977年的那次访谈中申明的那样，装置是“可能建立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网络[le réseau]”。
现在，我们如果试图检验通用法语字典中找到的“装置”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字典区分了这个术语的三层含义：
a. 严格司法的意义：“装置是审判的一部分，包括与意见分离的决断。”也即，决定，或指定(援用)某个法律条款的裁决部分。
b. 技术的意义：“部分机器或机制的运行，以及相关的机制本身的组织方式”。
c. 军事用法：“依照某项计划而制定的一套工具。”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三个定义在福柯那里都有提到。但字典，特别是那些缺乏历史-词源学性质的字典，把这个术语切割分离为不同的含义。尽管，这种分裂一般与独一无二的我们不应忽视的原始含义的历史发展及表达相对应。“装置”这个术语的原始意义是什么?这个术语，在福柯通常的用法中，当然指的是一套实践和机制(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司法的、技术的以及军事的)，这些实践与机制的目标，在于应对紧急需要并取得几乎是直接的、即时的效果。但这些实践或思想的策略又是什么，现代术语起源其中的那个历史语境又是什么?
4.在过去三年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涉足于一项直到现在才开始接近终点的研究，这项研究，我只能粗略地定义为一种经纶的神学谱系(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研究。在教会史的前几个世纪——比如说，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希腊文“家庭经济管理” (oikonomia)延伸出一种确定无疑的神学功能。在希腊，oikonomia这个词指的是“住所/栖息地”(oikos，家)的管制,一般地说是管理。这里，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政治学》1255b21)，我们处理的不是某种认识论的范式，而是一种伴随着某种实践活动——每次，这种实践活动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和一个特殊的境遇——的实践(praxis)。那么，为什么教父们感到有必要在神学话语中引进这个术语呢?他们何以开始谈论某种“神的经纶”呢?
更确切地说，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极度微妙且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基督教神学史上确定无疑的问题：三位一体。在二世纪，当教父们开始争论神的形象的三重本性(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那里也存在来自教会中秉持理性心灵，害怕在基督信仰中重新引入多神或泛神论的人士的抵抗。为说服那些顽固的反对者(他们后来被称作“上帝一体论者(monarchians)”，也即，单一上帝之治理的提倡者)，像德尔图良(Tertullian)，伊里奈乌(Irenaeus)，希波立特(Hippolytus)那样的神学家[4]，以及许多其他的神学家除希腊语oikonomia外，再找不到更好的术语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争论类似于此：“上帝，就其存在与实质而言，当然是单一的;但就其‘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也就是说，上帝管理祂的家/居所，祂的生命/生活以及祂创造的世界——而言，祂是三位(一体)的。就像好父亲会把某些功能和职责的实施委托给自己的儿子，与此同时又不会丧失自己的权力及统一性，因此上帝托付基督这项‘经纶’，即，人类历史的管治。”“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因此成为一个特别化的术语，专指圣子的道成肉身，以及救赎和拯救的经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诺斯替宗派中，基督被称作“经济的人”。慢慢地，神学家开始习惯于“神学——或逻各斯(logos)——话语”与“经济之逻各斯”之间的区分。从此，“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也就成了一个装置，通过这个装置，三位一体的教义和世界的神恩治理的观念被引进了基督信仰。
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神学家通过把它移除在上帝存在的层面之外而力图避免的断裂，以暂停的形式再次出现了，这种暂停把上帝之存在与上帝之行动分离开来，分离了本体论与实践论。行动(经济，但也是政治的)在存在上不具备任何基础：这是“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的神学教理遗留给西方文化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
5.我认为，甚至在这个简略的阐述之基础上，现在，我们也能对“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的概念在基督教神学中行使的功能的中心性和重要性进行说明。在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那里，“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就已经与神恩的概念合并在一起，并开始表明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救赎治理。现在，这个重要的希腊词条在拉丁教父的著作中被译成了什么?部署(Dispositio)。
拉丁语部署dispositio——后衍生为法语部署dispositif或装置apparatus，因此也就具备了神学“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的复杂的语义项。福柯谈论的“部署”多少与此神学的遗产相关联。一方面，这些部署在某种程度上可追溯至把上帝和现实分离开来的这种断裂，同时，这种断裂又清楚表明了上帝和现实的本性或本质; 另一方面，这些部署也可追溯至上帝用于管理、统治被造世界的操作手段。装置”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通过它，人们可在缺乏任何现有的基础上意识到治理的纯粹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装置一定总是意味着某种主体化的程序，也就是说，装置必然生产它们的主体。
在这一神学谱系方面，福柯式的装置获得了一种甚至更为意味深长，更具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装置不仅贯穿于早期黑格尔所称的“实证性”语境，还与晚期海德格尔所称的“座驾” (Ge-stell)交错(从语源学的观点来看，Ge-stell类似于dis-positio，dis-ponere，正如德语stellen对应于拉丁语ponere)。当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写道，“座驾”在日常用法上意味着装置(Gerät)，但他故意用这个术语来指“安顿人类的装置集合，即促使人类在秩序的模式下暴露事实”的时候，这个术语与神学上的“部署”，以及福柯的“装置”的近似也就显而易见了。[5]所有这些术语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指回了““家庭经济管理””(oikonomia)，即指回了一套实践，指回了知识、措施及机构的主体，目的在于以一种声称有效的方式——行为、手势及人类的思想来管理、治理、控制和引导。
6.我在我研究中一直遵守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在于在我着手研究的文本以及语境中辨别费尔巴哈过去常常称作哲学元素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它们的“发展能力，成长能力”(Entwicklungsfähigkeit，字面上看，即有待发展的能力)的要点，它们易受其影响的时间地点的要点都指向发展。然而，每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诠释并逐渐阐明一位著者的文本时，那一刻到来了，我们意识到在没有违反最基本的诠释学规则下，我们已无法再继续(诠释)下去。这意味着，处于讨论中的文本的逐步阐明已达到了不可判定性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已不可能把著者和诠释者区分开来。虽然对于诠释者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一刻，但他知道现在该是抛开文本的时候了，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继续分析研究。因此，为了把装置置入一个新的语境中，我鼓励你们抛开我们目前为止谈到的福柯式语言学的语境。
我想向你们提议的，完全就是把普遍的大规模的存在者分割成两大组或两大类：一是，生物(或实体);二是，不断用于俘获生物的装置。于是，一方面，向神学家们(谈论的)术语学——生物本体论回归;另一方面，则是回归到试图管治生物，引导它们向善的装置的““家庭经济管理””为进一步拓展这个已经很庞大的福柯式装置，我将逐字把装置称为任何在某种方式上具备俘获、定位、判定、截击、塑造、控制性能的东西，或者称为保护生物姿势、行为、观点或话语的东西。因此，装置不仅仅是指监狱、疯人院、圆形监狱(全景敞视建筑)、学校、忏悔室、工厂、戒律、司法措施等等(它们与权力的关系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是明显的)，还指钢笔、写作、文学、哲学、农业、香烟、航海术、电脑、移动电话，当然还有语言本身。语言也许是最古老的装置——在成千上万年前某个初民不慎任由自己为之俘获，很有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即将面对的后果是什么。
简要地对此加以重述，那就是，我们有两个巨大的门类：生物(或实体)，以及装置。而且，在这二者之间，还有第三类，即主体。我所谓的主体，指的是因生物与装置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源自二者之间无休止斗争的东西。然地，实体和主体，就像在古老的形而上学那样，看起来是彼此重叠的，但这种重叠不是完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比如说，同一个个体，同一个实体，可以是主体化的多个过程的场所：移动电话的使用者，网络冲浪者，故事的写作者，探戈迷，反全球化的激进分子，等等等等。在我们的时代，装置的无限繁衍与同等程度的主体化过程中的极端扩散是一致的。这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在我们的时代，主体性的范畴正在摇摆并正在失去它的一致性;但至关重要的，确切地说，并不是某种抹除或某种克服，毋宁说，是那种把伪装推向极端的散播，而伪装总是伴随着每个人的个人身份(问题)。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