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要概念之四：无言的生产（silent production）
在现代社会，传媒无空不入，人们无往不在符号之网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上的“一般人”只有选择哪一种媒体去阅读和怎么阅读的问题，而没有办法越过媒体直接去把握事实的真相。因此，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评价。这一事实，就给信息制造者和渠道控制者无限的想象，他们总试图控制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过程，选择发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过滤阻挡负面信息。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有同样的动机，只是专制体制因没有其他制衡而表现得更为直接露骨罢了。
即便如此，“一般人”仍然有相对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选择、拒绝、改写乃至颠覆等手段来干扰宰制者试图掌控的信息传播秩序。为分析这种机理，德塞图将文化的生产（production）与消费（consumption）置换成一种书写（writing）与阅读（reading）之关系。他引用房客与其所租公寓的关系来进一步说明“阅读”的行为是一种将“生产者/作者”的场所转变为“消费者/读者”之空间的作法。他写道：
这种（在读者的世界与作者的场所之间的——引者注）转变使得文本（文字）就像是一个出租的公寓一样具有可居性。过客通过暂时借住把个人的财产融入这个空间。房客用他们的行动与记忆来装置公寓，使它发生显著的变化。就像演说者一样，在他们的讯息中注入了母语与乡音，通过他们拥有的各种惯用的措词（turns of phrase）以及他们自身的历史等……。（de Certeau，1984：xxi）
德塞图认为，通常认知到的书写是制造文本，阅读就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文本的编码要适应它无法掌控的读者的意见。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是依存于它与外在读者之关系的”（de Certeau，1984：170）。他指出，“阅读”的活动不是被动的，读者在阅读过程进行的“无言的生产” （silent production）可能是“在书页上漂流而过的想法；受到阅读者漫游的眼睛影响所产生的文本质变；对某些话语即兴或期待中的意义；‘无言的生产’以短暂的舞姿在书写的空间中轻跃而过”（de Certeau，1984：xxi）。
可见，对德塞图而言，“阅读”乃是一个人逐渐地潜入他者的文本中所选择与挪用的花招，读者在他人的文本中加入愉悦和挪用的策略：他侵犯文本，进入它，像体内的咕噜声一样，在文本中分为数个自我。其结果是，“话语变成无言的历史之出口或产品。‘可读的’将自己转变成‘值得记忆的’；书写的单薄平面变成一层层的运动，一种多元空间的游戏。而‘读者的’不同世界不知不觉地潜入作者的场所”（de Certeau，1984：xxi）。
德塞图还使用了“二次生产”（secondary production）这一概念来表征消费蕴含的行动（de Certeau，1984：xiii）。他指出，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二次生产”者，人们具有重新组织、解释编码的“创造力”，这正是“一般人”在使用文化精英生产和政治权力主导的秩序中，透过自身的“使用之道”（ways of using）所自产的文化。这种文化或者信息的“二次生产”活动几乎无处不在。
三、德塞图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皮埃尔·布迪厄曾经指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这就是说，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特别是统治者不愿看到被揭露的隐秘”（布迪厄、哈克，1996：53）。要截获和破解这样的隐秘或社会生活的密码，就迫使人们由宏观的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转向德塞图所说的“微型实践”（minor practice）分析，即一种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社会过程。毕竟，社会各种表演和运动机理就“隐秘”在后台的策划和掌控之中。
（一）德塞图理论的意义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借用德塞图的理论，对通俗报刊，对麦当娜、电脑游戏等流行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化工业只能制造文化的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而大众则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者拒绝。大众并非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的“文化瘾君子”，“它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和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费斯克，2001b：25）。他认为，受众是“以主动的行动者（agents）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的”（费斯克，2001a：30），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意义，能够“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费斯克，2001b：204）。费斯克在研究中还发现，受众不只是在做着抵制性的解读，他们在再生产文本意义的同时还能获得快感。因为一般人发现，在统治者主宰的信息传播场域，他们仍然可以利用主宰者提供的材料，临场发挥各种“权宜之计”：或坚守己见、或反抗、或独立、或与主流意识形态讨价还价。约翰·费斯克将逃避与抵制诸如此类的解码能动性称为大众文化文本阅读中的意义和快感的生产。
如果我们以德塞图的理论关照中国现实，就会发现，中国大陆的信息消费者们更有创造性，因为人们不仅能对官方提供的文化产品的编码进行改造，甚至还会透过媒体提供的文本进行反向解读，即通过报纸的版式结构与语言表达读出一些媒体隐而不宣的事实——如林彪出事了（这一信息被严禁传播）；人们还可以透过媒体强化“加强统一领导”之类的信息读出领导阶层可能存在着权力之争这一事实；人们甚至可以从官方发布的“少数不明真相的民众”之类的表达中，读出官方在相关事件上存在着信息封锁等问题……如此等等，都是一种反向解读策略。这一解读术看似无奈，但多少也反映出在一个信息不公开的社会中，人们并非完全逆来顺受，他们也能逐渐创造出相应的抵抗术。官方媒体对某些社会群体事件的报道，往往一开始就以“真理性”的方式宣判对方暴行（atrocity）的“罪恶”（evil），藉此合理化国家的社会控制（Bromley et al.，1979：43）。毕竟任何政治斗争基本上都涉及到“对社会世界的再现”问题，而“再现”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与建构的（Bourdieu，1985：723-726）。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是建构社会实在的重要原则（Bourdieu，1977：165），所以，一切政权实体都会凭借象征权力来建构和维系其统治关系。但如果这种象征权力是基于一种对暴力的“误认”，那就会变成“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了（Bourdieu，1991：170，209-210）。因此，作为社会中无法掌控信息传播主导地位的“一般人”，就只能以一种类似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利用掌控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再创造性的解码，以求在信息传播场域内发动小规模的游击战术，干扰既有的传播秩序。用德塞图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会透过每日生活实践，反过来操弄这些限制，开创出自主性的行动空间，虽然人们并未真正离开这个受宰制的社会环境。
在德塞图看来，叙事不再是一种尽可能寻求逼近“真实”的再现，而是透过叙述历史而制造一个虚构空间：它从真实离开，假装逃离此刻。它是一种脱离真实的妙计，同时也是一种“说的艺术”（an art of saying），而这种说的艺术实质正是思考和操作的艺术（de Certeau，1984：79）。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日常生活中就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相应的“说的艺术”。潘忠党等曾借用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分析中国大陆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如何根据其所处的具体语境进行挪用和重构。他们发现，新闻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和技巧，以规避、吸纳和抵制官方的权力控制，用官方辞令来正当化自己想做的事，例如（1）用党八股来论证媒介上马的项目；（2）赋予过时的宣传路线（群众路线）以新意，并融入市场和专业主义的逻辑（如市场调查），以及（3）顺着政治气氛讲话，同时积极地从其中表达的义理中寻找市场根据（Pan & Lu, 2003）。这些策略看情况应变，很不稳定，是“弱者的武器”，但也可使他们与权力对抗时赢得一些小胜利。①
（二）德塞图理论的局限
舒茨认为，日常的生活世界的基础虽然没有被验证，但是它并非绝对同质和僵死不变的，而是包含着客观的能动构造过程，各种观念意识相互交错影响，并且构造着社会世界的普遍生活意义（尹树广，2003）。德塞图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舒茨观点。他的分析告诉我们，日常生活是介入、挪用权力的方式。日常生活虽然处于绝对权力的压制之下，但是它却没有被这种权力挤压成为索然乏味的单面体。在日常实践中，生活并不单一。因为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既存在着支配性的力量，又存在着对这种支配力量的反制；压制者和被压制者及反压制者都在这个场所中出现；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持续的、变动的、围绕权力对比的实践运作。这一分析确实很有启发性，但问题也恰存于此。
其一，德塞图未能揭示不同社会的弱势者的反抗意识与战术是否存在差异。几年前，胡文海案曾震惊国人。据报道，2001年10月26，山西农民胡文海在3个小时左右枪杀14人，伤3人。从案例审理的结果看，胡文海杀人虽然 “罪大恶极”，但似乎有些“逼不得已”的理由。他曾试图用正常的方式解决问题：和“121名党员、干部和村民签名，举报8个月”，非但没有结果甚至还横遭“冷漠与白眼”。胡陈述其杀人的缘由时说：“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胡挥枪击杀的对象皆被其认作是“贪官”及其家属，在胡的看来，这些人是恶极当戮者。① 此类弱者的反抗，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被逼上梁山的农民反抗甚至成为千古传说。
德塞图研究的重心的是那些类似于斯科特“隐藏的脚本”的反抗行为，而不是此类公开的反抗，不过胡文海事件让我不得不产生如下追问，即一个信息被严密封锁、民众经济与教育水平不高的社会和一个信息相对开放、经济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相比，“一般人”的反抗意识和能力是否会有很大的差异？德塞图没有给出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虽然他也提到使产品得以重复使用的程序被一种强制性的语言连接在一起，此外，程序的运作还受到社会条件和权力关系的制约。他说，面对电视上的画面，“移居来的劳动者并不具有和普通市民一样的批判或创造的自由空间。在相同的领域，他获得的各种信息，经济条件和补偿都更少，这增加了欺骗、幻想和嘲笑”（de Certeau，1984：xvii）。我还想知道的是，如果差异存在，那么，在一个“批判或创造的自由空间”不大的社会里，“一般人”在其日常生活实践中是否会有清楚的反抗意识？他们是否因为被蒙蔽而无反抗意识？或者就算有反抗意识，他们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反抗呢？这应该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可惜，德塞图并没有对此展开分析。
其二，德塞图未能揭示日常性反抗是否或者在怎样的情况下将转变成正式公开的冲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弱者的“日常反抗”显然是因为有“日常镇压”存在着，换言之，日常镇压的有效性证明了日常反抗的合法性。
有学者曾经指责农民是“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体”、是“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和“无效率地使用其所支配之资源的落后与保守分子”（转引自秦晖，1996：18-19）。这样的指责，其实从根本上否认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谋略。秦晖教授通过对中国农民日常生活实践的考察，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即便农民有追求闲暇的心理动机，也很难把它称之为‘农民的非理性’”。（秦晖，1996： 26）我相信，人们选择怎样的日常生活形态，选择以日常的反抗抵抗日常压制还是采取公开的正式冲突来反击，是基于他们长期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出来的计算术，这是弱者具有的一种日常生活政治智慧。日常反抗战术之形成当是他们在充分考量了镇压严酷性之后所采取的一种妥协性的方案。但这也意味着，日常反抗是有可能发展成“非常反抗”——即那种类似于胡文海式的个体式的反击。如果这种转变是一种可测量的事实，那么，其转变的机理是什么？这种转变是否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得到某种启示？在我看来，这也是德塞图存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德塞图高估了弱势者抵抗的力量。在传媒主导的信息社会，信息和符号的生产和流通已经成为控制生产、工作和消费的关键，谁控制了信息网络，谁就控制了社会权力。“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布迪厄，1999）。符号权力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变为自然属性（Bourdieu，1991：163-170）。这意味着现代政权不得不借助语言策略来维系其合法性，他们往往将赤裸的控制关系乔装为一种“委婉表达”（euphemization）（Bourdieu, 1991: 84-85），因此，弱者的反抗首先得撕开这层伪装。
面对体制强大的压迫性力量，面对那些以各种仪式和名义施加到他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礼仪、律法、规则、权力和话语，作为弱者的“一般人”除了承受外似乎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无法逃离权力编织的监控之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因此而同质化、均质化。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否定了既定秩序会强加给大众以被动身份的必然性，他还具体揭示了在各种消费实践中，消费者如何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材料，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功能，生产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实践，并通过这种消费实践挑战既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因为人们可以凭自己小规模游击战术的行动方式，偷袭、盗猎此类体制，从而在局部缓解那几乎在话语意义上无所不在的压迫性。这种弱者的抵抗和狙击的艺术，是数不胜数的微观意义上的重组与挪用的艺术，如“居住的艺术”（自行设计、修改生活空间的可能性）、如“烹饪的艺术”（日常技艺可以将种种营养转化成关乎身体以及身体之记忆的一种语言）以及“交谈的艺术”（交谈者在社会语言学的意义上，挪用、再挪用语言本身的权力）等等。但消费者的此类挑战无外乎“言语偷袭”、学院内造反、体制内部抵抗等微型抵抗活动。此类抵抗，对宰制者来说，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其四，德塞图对弱势者抵抗的成效过于乐观。在“强者”建立的秩序内施展各种抵抗艺术，这是一场战争，但却充满诗意。显然，德塞图的理论是相当乐观的。游击战和灵活策略确能赢得小胜利，但这些策略能否制度化，以抗衡统治意识？李金铨在评论潘忠党的文章时说，“我觉得，它们多半会被主流结构吸收、削弱、以至击败，因此夸大受众的主体性而忽视结构的控制恐怕只见树不见林；那些小胜利流於短暂、自恋和逃避，并不能改变、抵抗或颠覆深层的支配”（李金铨，2002）。郭于华在评论斯科特的著作时也认为，“隐藏的文本”因其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而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郭于华，2002）。就像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批评费斯克时所言：“费斯克这种新修正主义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最新阶段：其主题是快乐、授权、抵抗和大众鉴别，他代表着一种‘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用政治术语来说而且说得好听一点，它是消费者权威’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回音；说得苛刻一点，它与占优势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一唱一和”（斯道雷，2001：298)。吉特林教授的评论则更严厉，他说，民粹式的文化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用幻想的文化政治代替制度性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不啻掩饰自己的政治无能（Gitlin,1997；李金铨，2002）。
不过，就像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①前言中所揭示的那样，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Scott，1985）。众所周知，现代政治实休，尤其是专制体制，宰制力量相当强大，其监督的力量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微型的社会抵抗往往也会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加之，现代监控技术的发展，更加强化了“圆型监狱”的监督功能，真可谓“我向往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了。所以我认为，虽然德塞图的理论与其他许多法国学者的一样，更多地只有象征的世界意义，但过于苛求亦不公正。因为，当弱者的反抗注定要付出惨重代价时，适当地在统治者的空间施展游击战术不得不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微型的社会抵抗活动，只要把握得当，是有可能动摇权势者的地位，或者至少可以部分改善弱势者的存在状况的。弱者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坚守一种反抗的意识，社会进步就有希望。可怕的是弱者因为迷入权力者设置的各种圈套而泯灭了反抗意识，如此，社会就丧失了改变的内在动力。更何况，保持一种相对乐观的心态，对行走于街头的“一般人”来说，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塞图的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总 结
在《日常生活实践》序言中，德塞图这样陈述自己的研究目的：
这篇文章是对使用者的使用方式所做的进一步研究的一部分，使用者一般都被认为是被动的，受既有规则的支配。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讨论这个难以把握的基本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换句话说，通过提问和假设，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条道路。如果能使日常实践——“运作方式”（ways of operating）或做事的方式——不再仅仅被视为社会活动的模糊的背景，如果一系列的理论性问题、方法、概念和视角，通过进入这一模糊的背景，能够得到表述，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de Certeau，1984：xi）
在我看来，德塞图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研究视角——进入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去分析和建构理论，而不是像站在高楼上俯瞰街上的行人那样去观察和建构研究文本。因为，研究者只有俯下身去，才能倾听到人群中那些没有说出来但是可以觉察的意识和不满。
任何巨大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一定起始于细微之事，在沉默中爆发，于无声处听惊雷，似乎令人诧异，但因果在焉。诚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Scott，1985：36）。只是若想洞察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过程，非得进入日常生活场域去探查不可，而这正是德塞图的魅力所在。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雷诺·博格（Ronald Bogue）认为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应该被视为一部非常成功的著作，他承认德塞图理论内涵的丰富内容，对他有极大的冲击力（Bogue，1986），对此我颇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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