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可能囊括德塞图的理论意图，只希望通过简要的分析来透视其理论核心，而在笔者看来，其理论的核心可以通过如下四个重要概念的阐释把握：
（一）重要概念之一：抵制（resistance）
米歇尔·德塞图的著作虽然提到了《孙子兵法》（de Certeau，1984：xx），但是否受到孙子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不过他肯定受到了福柯和布迪厄（P. Bourdieu）的影响。他将日常生活看成是一个在全面监控之下的宰制与抵抗的斗争场域。与福柯不同的是，德塞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在技术专家政治的规训网络之中趋于同质化，人们亦非毫无抵抗能力。德塞图将分析重点放在“一般人”的抵制之上，为此，他创造了两个用以描述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概念：“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
德塞图认为，战略是对权力关系的计算（或操弄），一旦一个拥有意志与权力（一种事业、一批军队、一座城市、一个科学机构）的主体能够被独立出来时，这类计算就有了可能。该主体假设了一个能够界定自身的场所(place)，并将它当作一个能处理自己与基于目标与恫吓所构成的外在性（exteriority）（包括消费者或竞争者、敌人、围绕城市的郊区，以及研究对象等等）关系的一种基础（de Certeau，1984：35-36, xix）。这是现代科学、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典型态度。用结构主义者的话来说，“战略”即是由上而下的宰制力量与意识形态，是文化霸权发动者，是象征暴力的实施者。
而“战术”则是由专有（proper）地点的缺席所造成的故意行为。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弱者不能自创空间并加以掌管，但可以采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操作方式，迂回渗入权力之所在，并把握时机，偷偷摸摸地在转瞬间偷来的阵地略施发挥。相对于强者“画地为王”的空间策略，弱者只好伺机而动，藉由结合异质元素，不断操弄事件，将其转为“机会”(de Certeau，1984: xix)。当弱者利用并依赖“机会”时，它并没有任何可以累积胜利的基础，或是建立它自己的地位与侵袭计划；它无法将赢得的东西保留起来。这种状况赋予一种战术的流动性，但那是一种必须接受时机的偶然，并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下，把握在面前呈现出来的机会，它必须警觉地善用那些崩裂。也就是说，战术是狡猾的，是一种盗猎的方式（poaching）。就像小孩在作业本上的涂鸦，虽然孩子们会因为他们在作业本上涂鸦的行为受到惩罚，但是孩子照样我行我素，因为他开创了自己的领地，像作家一样来标榜自己的存在。战术是弱者的艺术（the art of the weak），鲁莽地将不同的元素并列在一起，目的在于能突然产生一种灵光，对场所（place）的语言进行不同的阐释，并试图打动听众。在系统的框架内有各种快捷方式、碎片、裂缝和侥幸成功，消费者的运行方式实际就是机智实践（de Certeau，1984: 37）。
德塞图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中，“抵制”战术随处可见，他用“假发”(laperruque)作为这种战术的典范：“‘假发’就是指一些雇员装作是在为雇主干活，但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工作。‘假发’现象不是小偷小摸,因为工作的原材料的物质性价值并没有被偷走。它也有别于旷工，因为这个雇员事实上正儿八经是在工作现场干活。‘假发’现象形形色色，简单的可以一如某位秘书在‘上班时间’写一封情书；复杂的又可以发展为某个木工‘借用’工厂的车床给自家的起居室打造一件家具。对此现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迫使企业经理们对此给予惩处，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假发’这个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德塞图认为，雇员们每每借助“假发”战术，达到这样的战术目的：“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的既定秩序之上”。凭借这种抵制战术，他们可以避免被既定机制的权力彻底压制。这样，“假发”现象就具有了社会战术的意义，并且 “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秩序领域中”（de Certeau，1984：xviii；练玉春，2003）。
（二）重要概念之二：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
长期以来，经典社会理论之中的空间论述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表述抽象或含糊，空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比如说柏拉图说的Chora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按照字面的意思可以被理解为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场所，或者是形式。是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厄里 ( John Urry) 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 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 ”（厄里，2003：505 ）。不过，自1970 年以来，空间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社会理论家在反思以往理论的基础之上辨识出空间的失语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所以，他们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演进趋势之中（何雪松，2006）。列斐伏尔、福柯、布迪厄、吉登斯、米歇尔· 德塞图都对社会空间问题进行过分析。康德认为空间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因此，空间成为了思维理解世界的透镜。福科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对空间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空间的策略、网络和机制等方面有深入研究。福科认为，空间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场所。他借用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型监狱”（panopticon）概念——这种监狱呈环形结构，圆心为监视塔，管理者的视线可以从监视塔透视到监狱的任何角落——来揭示权力控制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会往一种更混合和相互渗透的方向发展，也许将取代以往严格划分的空间类型。在其中，差别不再被隐藏而是被突显。这种空间将重新建立人的身体，社会，知识，欲望，需求等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差异空间（伍端，2005）。吉登斯甚至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1998：196）。他认为，在今天，现代性与全球化联手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而理解现代性的关键之一，便是认识时间－空间的伸延和分离。
空间实践是米歇尔· 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他在导言中写道：“我们的研究首先集中于空间的使用、常去一个空间或住在那里的方式、烹饪艺术的复杂程序，以及在强加给个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可靠性的多种方式，换句话说，通过向其中加入目的和欲望的多重变化，使环境变得适于居住-——一种使用和享用的艺术”（de Certeau，1984：xxii）。他部分地继承了列斐伏尔和境遇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对日常生活程式化、商品化、景观化的论述的观念，但却拒绝接受他们关于总体革命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塞图的“空间”是个人创造的日常生活空间，这是与福柯所说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的一种存在。日常实践空间的建立是消费者机动活动的范围，虽然难免受产品对象及其背后隐藏的规范、模式的限制，但在德塞图看来，日常生活空间仍然是一个有机会利用可能的资源来进行创造的场所。消费者通过采用流动的、非正式化的实践来进行创造性的生产。这些实践利用统治精英所提供的空间和场所，改写了原来的脚本，把社会中原本包含着的符号的、制度化的空间改造为另一种形态（伍端，2005）。
德塞图区分了“场所”（place） 和“空间”（space ）这两个彼此相连但又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他指出，“场所”这个观念代表着不具生命现象的客观物质性存在体；它是没有生命的对象（object）；也可以用一个物质的“据地性”来界定它（a location it defines）；“场所”这个概念具有稳定性（de Certeau，1984: 118）。简言之，凡是无生命的物质性存在体皆可称为“场所”。而“空间”不是一个客观物质性的存在，而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抽象概念；它取决于人类实际的行动与作为（movement or act），所以，它总是与人类的行动和历史有关。根据德塞图的主张，人类在一个“场所”内涉入了主观性的行动（movement）时，就驱动了“空间”的产生。用德塞图的话来说，“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space is a practiced place）。由都市规划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在行走者（的脚步下）转化为空间。同样，阅读行为也是经由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实践所生成的空间；一部被书写的文本，亦即一个由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地点”（de Certeau，1984:117）。
德塞图是以战略与战术分别比喻当权者与消费者（使用者），亦即强者与弱者的操作方式与空间位置战略的。在德塞图看来，战略(strategies) 与战术 (tactics) 代表着拥有权力的强者与弱者，强者运用策略，体现分类、划分、区隔等方式以规范空间。“战略”就是日常生活中独立的体制或者结构，它要求在特定的场合中呈现合适的、符合规范的行为和举止；而“战术”与之相反，它是日常生活中采用的各种游击战式的行为和手段，是对各种战略环境中各种可能性的创造性利用——假装、突如其来、慎思、做秘密的事情、机智、游戏、恐吓等等（de Certeau，1984: 36-37）。在这种充满艺术的战争中，空间蕴涵着自由和可能性，这对弱者而言就是机会，因为强者在空间上是稳定且安全的。德塞图将弱者寻求的机会视为“空间对时间的胜利”（a victory of place over time）（de Certeau，1980:5）。
德塞图分析说，日常生活空间的产生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创造：一是人们运用日常的语言和文化来破坏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系，创造新的空间；其次是“行走”（walking）。日常生活就是介入、挪用权力和空间的方式；而“行走”将会创造窥看、观察的机会，搅乱和打碎稳定的城市秩序。“行走”开辟了新的空间，能创造传奇和故事，并把街道号码和建筑以及意义焊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行走”使窥视者得以从城市的管辖中创造他们自己的空间和意义。“行走”在城市中，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是互相作用的，他就在世界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占用了城市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他在空间中的移动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这种对空间的占用可以改写覆盖在特定空间之上的权力符号。总之，德塞图的分析表明日常生活具有一种创造力(inventiveness)，一种重新使用与重新结合异质性材料的作为的能力。
(三） 重要概念之三：权宜之计(making do)
德塞图认为，要理解文化工业，就有必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消费模式都应在研究之列。他认为：“当我们分析电视传播的图像（表现）以及人们用多少时间来看电视（行为）的时候，应该补充进行一种研究，即文化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用这些图像都‘制作’（makes）或者‘干’（does）了些什么。同样要研究的还有消费者对城市空间（urban space）、从超级市场买来的商品、报纸传播的故事和传奇等等商品的使用(use)”（de Certeau，1984：xii）。
德塞图以独特的视角理解消费活动，他写道，与规范合理的、既扩张又集中的、喧闹的、引人注目的生产相对，还有另外一种生产，被称为“消费”。后者是遮遮掩掩的、四处分散的，不过它在所有地方都暗示着自己的存在，静静地、几乎察觉不到，因为它不通过产品显示自己，而是通过使用产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这些产品则是由主导经济秩序强加的。这种 “生产”，是消费者的创造力得以施展的空间，也是消费者对于统辖性的商品生产的抵制。不过，消费者的生产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产品，它也不是用自己的产品来证明自己的“生产”，相反，这个证明来自于消费者如何使用支配性的经济秩序提供给他的那些产品，通过“权宜之计”(making-do)、“拼贴能力”(bricolage)等战术来从事自己的“生产”。
权宜之计的方式多到数不清，就像狐狸般狡猾。工作与休闲的界线不再明确划分，并且彼此补充与再现。但是根据两者所区分的行为仍是必须的，它们与行动的形式(modalities of action)、实践的惯例(formalities of practices)相关联。工作与休闲的界线与边境随时被监视着，例如不同的时间、地点与行动的方式等。同样，他认为，消费者也会通过此类抵制战术，重新控制了消费的方式；工业产品不再是必须由消费者原模原样接受下来，中规中矩地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的物件，而成为了消费者手上的某种生产资料。消费者有充分的权力对产品进行改装、改制、组合，来达到自己的使用目的和消费意图。德塞图认为，居住、晃悠、说话、阅读、采购以及烹饪，都是制造出这种战术诡计和惊奇效果的活动。
对于德塞图而言，消费不是在产品中现身，而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它可经由它的花招、挪用、隐密的性质、充满行动力、不可见等特征被指认出来。他指出：“消费者活动在由专家统治、建构、书写和操作的空间，他们的轨道是穿越空间的道路，就像随心所欲的句子，有些部分无法识别。虽然他们使用的是现有语言中的词汇（来自电视、报纸、超市或博物馆的陈列品），虽然他们仍然遵守规定的语法形式（进度表的时间模式、空间性的词形变化顺序等等），消费者的轨道描绘出了另类兴趣与欲望的策略，既不受其成长于其中的体系的制约，也不被它俘获”（de Certeau，1984: xiii）。例如小孩子在作业簿上乱涂鸦，即使因此而受到惩罚，他们仍然认为自己以一个作者的方式，在作业簿上建立了一个属于他的空间，间接宣示了他存在的事实。透过消费可引起社会的倒转，如被西班牙殖民的印地安土著，在消费过程中保持了他们的不同，因为“印第安人虽然顺从甚至同意了西班牙人的征眼，对强加给他们的风习、符号、法律，却常常做出完全不同于殖民者的理解”（de Certeau，1984: xiii）。所以，德塞图认为，“弱者”对“强者”的胜利（无论强力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是事物的暴力或强加的秩序等等）、聪明的伎俩、知道怎样成功地逃避、“猎人的狡猾”、花招、多重伪装、快乐的发现，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充满诗意的战争艺术（poetic as well as warlike）（de Certeau，1984: xix）。
米歇尔·德塞图的社会学强调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并且自己“创造”了日常生活。他认为“消费者的这些做法和用法构成了一个反规训的网络”（de Certeau，1984：xv），弱势者在用这种战术为自己创造空间的同时，他们在使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意识到了它的权力，对此他们无力反抗，他们避让但不逃离（they escaped it without leaving it），并通过“消费”将自己的差异性迂回渗透于其中（de Certeau，1984：xiii）。也就是说，弱势者的反抗不是那种激进的革命或是全盘的推翻，而是那种微小的，即身的抵抗，是不需要离开权力体系就可以进行的，意即“避让但不逃离”。这种抵抗需要藉助行动者的即席创造力、或是拼贴能力（bricolage），而这种即席能力则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实践，日常生活这个习以为常概念因而成为严肃的议题。就德塞图而言举凡行走、阅读、聊天、逛街、煮菜、饮食等都是日常生活可以操作的场域，这种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进行的颠覆工作，就是德塞图说的“权宜之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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