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有“英雄”情结，尤其是对“创造历史”这样的字眼青睐有加。如今，获得法网冠军，成为亚洲NO.1的李娜，自然而然地成为继姚明、刘翔之后，商业化时代的又一个全民偶像。
李娜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一时成为全民讨论的公众话题。其中，舆论的矛头直指“举国体制”，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就曾专门围绕李娜的单飞与举国体制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什么是举国体制呢？
简单点说是集全国之力追求一种“短板效应”。这种方式常见于体育运动，它的发明者是曾经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上个世纪，东西方“冷战时期”，苏联为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了能在体育上与美国抗衡，苏联政府统一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制定统一的观念和训练计划，一跃成为体育界的“金牌大国”。这种举国机制也就被誉为“金牌流水线”。
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举国体制也被介绍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而不仅仅限于体育。其实，在文化艺术上，我们早就有了“举国体制”的经验。上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的文艺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或进入“鲁艺”，或被分配到各地方机关任职，并统一分发“配给”，明确文艺的一致方向，目的就是集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解放斗争而努力。这也就是常说的“两跟杆子闹革命”的“笔杆子”。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秉承了这一传统，单就艺术而言，遍地开花的“美协”、“画院”便是证明，而且后来各地掀起的“新年画”、“新国画”运动都是这种举国体制的产物，而且一度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建设作出很大贡献。事实也不断证明，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成绩方面，举国体制的确有着显著优势。1984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了16枚金牌的成绩。
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随着李娜单飞的成功，“举国体制”被媒体、公众拿出来讨论，很大的原因就是国人看到了：成绩的取得除了举国体制这条路之外，还可以有“市场机制”这条道。
邓爷爷说的话比较在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举国体制”也好，“商业机制”也罢，都是应当被鼓励的。至少，路多了也就不会出现“体操冠军街头卖艺”的闹剧了。至于两者如何结合，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些问题应该留给那些每年向国家去要几十亿元拨款的体育官员。
由此而言，艺术需要“举国体制”吗？
如果拿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来说，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如果没有举国体制，中国美术馆的“光辉历程 时代画卷”展览也就难有“佳作”了，这段需要“铭记的历史”也就无法再现了。举国体制做大展是可以的，但是举国体制发展艺术就有点牵强了，毕竟艺术与职业体育不同，艺术是在短时间内无法培养出 “天才”的，尽管现在画院、美协每年都会发展会员;何况艺术也没有高低之分，更没有世界性的通用标准与规则来衡量，自然也就不会短期内成就“奥运金牌”般的民族自豪感。
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发扬与传承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它需要国家不遗余力的投入，只不过艺术需要的是“举国大计”，而不是一种“举国体制”的展览。“计”的不是各种名义的展览汇报，现在各地美协、画院都在举办各种形式的“建党”大展向祖国汇报，并以各种名目申请国家经费;而不是向人民、向艺术汇报。
人民的艺术就是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与提高，而基础就是人民大众的真实情感。为此，将艺术交给市场机制、商业机制也未尝不可。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能够进入大众视野，进入百姓家庭，市场机制的运作功不可没。
当然，我也不赞成吴冠中先生所谓的取消画院、取消美协，这些在吴老眼中的“人浮于事”的部门。毕竟，不受市场所认可一些传统艺术还是需要国家去自觉的传承、发展的，至少在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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