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on Kannemeyer，Very Very Good，2010
当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91年被废止时，也许当时在南非最糟糕的事便是是一个白种男人，因为具体化了一切与成为压迫者有关的事物。说得更明白一点，“受压迫的人”在这里只包括那些在之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后来这一说法更改为“在历史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从种族隔离的具体情况来看，它包含了所有的非洲黑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这个词在这里指的是南非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当然还包括女性——基本上，除了白种男人之外，这个词涵盖了所有的人。
随种族隔离制度废止产生的是一系列重要而又微妙的变化。其中一个便是共同意识的转变，之前未被倾听或是没有表达出来的声音迫切需要被推广。当地的艺术机构逐渐将艺术项目的重心转移到了为背景不好的艺术家提供发展空间上，以确保之前被压制了的声音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平台。考虑到南非动荡不安的历史，这样的转变是很符合逻辑的。不过，这同样意味着白种男艺术家被排除在了南非的艺术圈之外——也就是说成为了这段调整时期的间接受害者。
这种转变刺激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许多艺术家在作品创作上都对这种身份的变化做出了回应，比如Anton Kannemeyer。Kannemeyer的作品会使人们联想到《丁丁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intincomic）系列丛书。他的作品重复了漫画中强烈的殖民主义暗示，并且带有浓重的讽刺意味。初看上去，Kannemeyer对殖民主义的涉及很可能会被误解为种族歧视；然而通过他对种族成见颠覆性地运用、并且将自己也画到作品中，强烈的讽刺呼之欲出。在作品“Very Very Good”中，Kannemeyer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白人艺术家”的形象，一直在谦逊地赞美另一个“黑人艺术家”。通过将自己置于反面角色的位置上，Kannemeyer承担了个人责任，并因此将观众放在了舒适的位置上，允许他们分析他们自己的行为。通过将自己嵌入到作品之中，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富有成见的行为上；再通过这种讽刺，让人们成功地注意到他的批判。
另一位研究了这种身份变化的南非艺术家是Cameron Platter。与Kannemeyer不同的是，Platter并没有选择从自己的角度去探索种族和身份的主题。相反，Platter利用了一系列虚构、非现实世界的主体——例如鳄鱼牛仔和外星人等等——来探索反映了南非当代生活的问题、观念和幻想。他的绘画、雕塑以及影像作品同时还采用了非洲艺术实践传统的媒介和技艺，例如浮雕和木雕，然后再把它们重置于当代主题这个大环境下。不过就算是这样，Platter的创作仍然保持了一种自传性的弦外之音，但他没有在作品中涉及自己的种族分类。对此，他解释说：“老实说，我首先会考虑自己是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如果我是一个黑种变性人，那我很有可能也会创作同样的作品。”
这两位艺术家都获得了国际艺术界的认可，他们都参加了当前正在MoMA举办的展览“南非印象，1965至今”（Impressions from South Africa, 1965 to Now）。他们广泛获得赞誉是理所应当的。尽管他们的创作方式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引起人们的共鸣、使我们进行反省，这让他们的作品显得中肯、坦率。
Cameron Platter，Galax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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