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教堂的天文钟，制作得精美无比，教堂主人不愿意制钟人造出更绝妙的钟，将制钟人的双眼弄瞎。无独有偶，唐代王鉷在陕州做官时，召集天下最好的画工绘制圣寿寺壁画，作品绝妙无比。王鉷为了杜绝别处出现相同的壁画，将十八位画工全部杀死。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将它们同图式加以类比。图式虽然不会直接伤害人身，但却是前卫艺术家的阉割器，它含蓄地扼杀艺术家的超越精神，它是一支永不消失的海妖之歌。
汉语图式一词在中国画坛的普及，缘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中译本。这部书仅仅在1987年第4次再版时，就发行了18000册。当时正值美术界的哲学热，这个术语很快被转嫁到美术界，十几年间，它成了美术界出场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康德一生的活动范围，始终没有超出他的书斋70公里以外的地域，他又仅仅是一位古典美术的接受者。作为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井底之蛙，康德思想对艺术的辐射力是有限的，因而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能在康德的视野内原地踏步，尽管康德的图式内涵同中国美术界的图式内涵有所不同。后者指的是现成的造型母本，它如果对规范化的礼教器形进行考古学研究，才派得上用场。
《判断力批判》上卷的译者是宗白华。宗白华先生在使用图式这个汉语词汇时，是照搬的德汉词典上的译法，还是自己的发明，不详。不过联系康德著作的上下文判断，图式一词的运用，显然不够妥帖。只要翻一翻通行的英汉或德汉词典，就能发现图式在西语中的外延，比汉语要宽泛。它可以是科学描述的形式，可以是逻辑学上的格，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纲要。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图式一词罕见。就连词目最多的《汉语大词典》，也没有提供图式的出处，只说是“测绘地图所依据的各种符号注记的格式。内容包括地图上所用符号的式样、尺寸和颜色，记注字体的排列，以及地图整饰形式和说明等”。上述引文，就是这部词典关于图式的全部释文。古汉语中的图式一词，多见于官方礼教文献，多为礼教器物、建筑物的样图。如乾隆年间编修的《皇朝礼器图式》，分为祭器、仪器、冠服、乐器、仪仗物品和武器装备的示意图。我所见到的图式一词的最早出处，见于《宋史·礼志》，指的是建筑设计图，记载的是宋徽宗政和五年，皇帝下令建造明堂，内府于是画出了一个“图式”。而这个词同当时的绘画无关。宋徽宗时编撰的《宣和画谱》，就没有这个术语。带“式”的词，该书总共只出现了三次，分别为画式、楷式、程式。画式指的是郭熙的画论，楷式指的是宋代日本和尚袭用的中国隶体书法样板，程式指画院的匠人们照搬的黄筌父子的笔法。图式也指一些讲规则的游戏定式或局谱。如明代编撰的《三才图会·人事一卷》中，录有《象棋局面图式》，是一盘顺手炮直车对横车的开局图谱。图式一词也用于家谱中的世系图表，即用图或表的形式，将家族古今成员加以编排。其中，列表排列的方式叫表式，列图排列的方式叫图式。可见图式同绘画纠缠在一起，颇有风马牛不相及的嫌疑。
不要说图式，即便是图式的图，同绘画也有巨大差异。比如河图、九宫图、八阵图、笔阵图、璇玑图、百寿图、益智图、八七九六图、六甲孤虚旺相图等等，如果有人以为是绘画作品，那就错了。中国古代所谓的图，是指文字文本以外各种记录形式，包括表、标识、符号与符号组合、数理组合、规划形式、道教符录、谱局以及地图等，当然也包括绘画。它们在古代文献中同文字文本经常编排在一起，因而古人称书籍为图书。图式的式，是一个会意字，由弋与工合成。在甲骨文中，弋指作标杆的木桩，工指矩尺，相当于直角三角板，它们是古代测量土地的一套工具，后来引申为法度、模范、样板。所谓图式，就是样板图，当然也可能包括样板画，比如粉本。不过粉本只能从属于图式而不等于图式。
中国人画画，历来注重的是神，形在其次，式最低下。当代中国画坛热衷于层次低下的式，连古人都不如，岂不是咄咄怪事!绘画中的图式分析的一切努力，都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个假设：画家不能离开绘画的历史。其实，历史只是创造者的一种参照而不是唯一参照，甚至不是主要的参照，对于前卫艺术，尤其如此。
图式用于说明西方古典绘画，无须质疑，因为西方古典绘画以圣像画为主旋律，一千多年间形成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后来的画家基本上是在前人的造型上作小修小改，从而形成圣像画演变的历史。到了艺术多元发展的当代画坛，图式这个术语的巨大的负作用，已经暴露无遗。在图式流行的近十余年，中国美术界有一条鲜明的倒退线索：康德的先验图式→贡布里希的经验图式→中国绘画的西方图式→美院工作室导师图式→全国美展工匠化的图型。
有人问：当初你编《美术文献》时，不也使用了图式这个术语吗?是的，当时我同意使用这个术语，正是因为图式还是中国画家的梦中情侣。作为文献，客观地记录两者之间的关系，未尚不可。后来，不少美术家对提供“图式背景”的要求不予理睬，于是我提出改用“图形背景”。新世纪的画坛先驱，可能连图形背景也会感到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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