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需要职业批评家吗？
在中国，艺术批评变成专业是20世纪的现象，然而这个世纪的艺术批评却最为人不屑，可见批评作为职业是值得怀疑的。艺术的表现侧重情感，高下取决于技术上的优劣;艺术的表达侧重观念，深浅取决于思想的穿透力，它是批评家大发议论的对象。批评的涉及面庞杂，包括当代现象、当代问题、当代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可是批评家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具备各门学术的前沿水平，他的相关议论只能是业余的。这意味着涉及观念的艺术批评只能分别由各个领域关注艺术的一流学者去从事。已往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与艺术批评的名家，大都是业余身份。比如鲁迅是批评家，但多数时间却不涉批评。
批评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批评是质疑与指责;广义的批评则包含着欣赏与赞美，需要同情与理解。广义的批评是可以具有独立风范的精神活动，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预见能力是批评家的基本功。如果单一地依据艺术作品去发表意见，他就不是批评家而只是艺术界的托。狭义批评家怀有使命与主张，扮演着艺术理想的代言人，或是集团利益的激进诉求者，或是怀才不遇的泄愤者。狭义批评常常建立在自我膨胀的个人优越感之上，表示我能说和我敢说。我能说涉及技法与观念，我敢说涉及道义。狭义批评的作用是拯救：拯救艺术家、拯救艺术圈、拯救艺术，进而拯救思想。鲁迅学医是为了拯救东亚病夫，弃医从文是发现被拯救的对象不值得拯救，或者说拯救无知的肉体不如拯救精神。如果用鲁迅的逻辑推论：精神需要拯救的国民，值得拯救吗?更不必问扮演拯救者的理由。包括鲁迅在内的所有批评家，既不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是道德楷模。《知识分子》这部书揭露了拯救者的种种不良表现，拯救的动机于是变得伪善，拯救者成了人格分裂的牧师，而人格分裂者才需要被拯救。精神拯救的理想方式应当是自我拯救而不是说教，把批评变成自省。自省才有可能切实地改变自己，进而影响别人。准此，明智的社会和批评自由的时代，需要即时即兴的批评而不需要专门的批评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人都能从事批评，批评成为社会认知的常态，最终有可能导致批评界的解体。台湾艺术界没有批评家一词而只用艺评家，可取。
批评包含指责但不等于指责，而国人总爱将两者混淆。华盛顿西北大街14号的墙角有个装置，艺术家汤姆·格里伍兹的作品，他取名为《赞美机器》。它面对所有的观众都会赞美：“是你，让未来变得美好!”它使不开心的人变得开心，使开心的人更开心。作者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不应该遭到批评，而应当受到赞赏。英语、法语和德语“批评家”的词义，带有贬义的成份，指的是有鉴定力的和吹毛求疵爱挑剔别人的人。在欧美，批评家大都是缺乏生存本事的落魄文人。一旦把批评当成职业，实际上是患上了强制的精神疾病，同网瘾类似。心理学家检测他们的心态是否正常，是看他们的言论是否仇恨有成就者或有教养的人士。这样的人物一旦把批评变成职业，容易变成艺术圈的杀手。中国和世界还是一团乱麻，狭义的批评将长期存在，不过有品位的狭义批评是洋溢智慧的论辩，是人类意识与行为的清醒剂，不是党同伐异的小人作风或恶意的诽谤与攻击。
批评应当告别鲁迅吗？
批评家在20世纪中国属于精英，鲁迅是先驱。鲁迅从事批评的原点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他的杂文，字里行间流淌着尼采的血液。鲁迅行文大义凛然，居高临下，嫉恶如仇，是非标准黑白分明。他的文章打动过众多的中国看客，除了他诅咒的人和类。他是一个唯我独尊的思想者，不是让论敌敬重的写手。他的对手把他的批评文章称为“花边文学”，表明他的批评不是被普遍看好的精神现象。他临死表示永不宽恕他的敌人，反衬出他的处世准则与效果。这一切成就了鲁迅，同样也限制了鲁迅。在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今天，鲁迅的精神遗产哪些值得肯定，哪些需要放弃，不是理论上的难题，更不是心智上的难题。1949年以后，鲁迅正式成为钦定的思想家和超人，成了“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成了“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长年躲进小楼看佛经、抄古碑、校古书和每每跑到西方列强或日本人的租界逃命的鲁迅，如果在他活着的时候看到上述表彰他的权威评价，他会有何感想?当他被塑造为高踞在中国思想界上空、任何人都不能碰的偶像后，这世界就变得比无知或麻木更加可怕。60年来，中国批评家大都是喝着鲁迅杂文奶水长大的写家。这种奶水滋生的力量往往连理智都难以控制。比如我写过座右铭自我提醒并提醒学生，作文忌用与慎用语义激烈的词汇，却仍旧会越轨，一旦涉及批评就很容易流露激愤之情。
当今世界，和平与暴力并行地在发展。后者除了延续冷战、军事对抗、恐怖活动之外，各种形式的合法暴力充斥着互联网，高速形成以破坏为目标的文化风尚，以致批评家的写作唯有去诅咒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同情与赞美被认为是虚假的甚至是无耻的，可见这个疯狂的世界连同批评一道，到了何等险恶的境地。这种变态的批评同世界的罪恶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罪恶链。显而易见，今天的批评界对鲁迅思想与文风的反思十分必要。在广义相对论那里，直线会把人引向斜路。同理，在价值多元的当今世界，一味直线条地发表意见，也会把自己和别人引向斜路。放弃比酷与斗狠的习惯，批评的境界会很广阔。
艺术批评应当回避哪些空泛的用语？
近二十年来，中国批评界对中式宏大叙事方式抵制了很长时间，但对西式宏大叙事方式却视而不见，以致抽象的、泛泛而谈的论调充斥着中国的学术论文，进而成了影响大众的官方语言。这些论文中的流行术语，后缀“性、学、化、主义”之类的西洋字眼。简述如下：
性：理性、精神性、学术性、现代性、当代性、语义性、结构性，等等。比如理性，好像很明白，其实大可追问：是宗教的理性、科学的理性还是实践的理性?很多文章突兀地冒出一个“××性”之后，再无下文，究竟在表达什么意思，只有天知道。
学：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痕迹学、元哲学、语义学，等等。这些术语成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本的点缀品，没有上下文的学术招牌。只有将它们的原理隐藏在资料铺排与论证推进的背后，才值得肯定。
化：个人化、中国化、全球化、跨文化化、现代化，等等。带“化”术语在理论上都是歧义丛生的。比如现代化包含本土成份以及包含着反现代的成份，就常常为论者忽视。
主义：直觉主义、感觉主义、主体主义、心理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普遍主义、男权主义、女性主义、行为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每个主义需要一篇论文以致一部书才能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然而时下的批评家动不动就有一打这样的语焉不详的术语镶嵌在他们的文章中，表示思想很时髦。
标签一样泛泛地使用西方术语的作风，不从研究文章中剔除，中国艺术批评就没戏。这种批评文章被人蔑视，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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