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
要想用几句话概括出徐坦的“关键词”，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即使是他自己，也无法轻松说清楚。实际上，早在2005年的《徐坦：松了》中，就已经有了“100个日常用语”这样的“作品”，旨在选取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流行的词，但是不久之后，这个关注范围就被自觉扩展了开来，除了流行性之外，词语的出现频率和敏感性亦被作为入选标准，而那些没有直接出现但却十分重要的“潜台词”也成了徐坦的搜寻目标。由此，“关键词”这个艺术项目得以成型。而徐坦的工作方式亦相应调整、延伸，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如计量、统计等，出现在了“后台”工作中，而“前台”工作则主要是访谈或对话，或者说，在随机遇到的“语言田野”中随即展开调查，其目的是收集包括文字、录音、影像在内的语言样本，以供“后台”分析研究。最后，徐坦从这些语言样本中“提纯”出一些关键词，通过这些词语，我们或许能获得对某种社会意识状况的体知。
但徐坦一直强调他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得语言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做的事情只是某种“类学科”，它们并没有学科研究应有的抽象化、概念化与逻辑化的过程与结论，反而始终在保持着一种表象的，即可感的状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徐坦是把词语放置在其非常具体的语境中把握的，具体到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谈话中的一个句子，说出这个词语时的声调、语气，乃至表情。可见，徐坦所着力的不是词语在字典意义上的语义概念，而是最大程度地在语言的生活形式中去观测词语，于是，言语行为中的那些非概念的但却可传达的，或者说无法言传、只可意会的东西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因此，远远不同于语言学研究的情况的是，在徐坦这里，词语出场时的声音及视觉形象的重要性是不亚于其语义的。一个典型之处是，徐坦会让受访者给他们的关键词附加上色彩，这些色彩并不构成一个——比如像交通红绿黄灯那样的——符号系统，它们只是受访者的安排的某种个人化的秩序，或者只是某种色彩趣味的体现。当我阅读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它们的色彩总是在提醒着我这些词语的非概念性存在的价值。其实，这些特别的标记方法在2007年“关键词学校”的影像中就已经出现了，是以声音的方式，当说到关键词的时候，影像中的读音会加重或拉长，有趣的是，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有些变形的声调，却早忘记了当时听到的是哪些词。
如果最简单地概括地话，徐坦的“关键词”旨在不断地把观众、参与者及自己拉到一个“意识现场”中去，在那里，词语是活的。因此，徐坦把这次在OCAT的展览理解为是一个“语言工作室”，它并不在意要向观众展示什么结果，反而更希望的是牵扯出更多的“意识现场”，也即 “语言田野”。这个展览可以描述为徐坦与各种参与者连续谈话的过程，因此，可视为整个关键词项目的一个缩影。
于是，展厅里的东西几乎都是在为了创造某种谈话环境而设立的，四周是已有的文献，包括影像、文字与手稿，中间是三处谈话的地方，其中两个封闭但透明的空间，最小的那个是提供给较私密的一对一谈话的，稍大的是一个资料室，也可以举办小组讨论，而最大的那个展厅正中的半圆形开放空间（徐坦叫它回音壁）是为了让更多观众能够参与公共性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空间结构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它们是廉价且易见的，散发着一种日常性及功能主义的品性，在最大程度上抵御着那种取悦观看者的“展览景观”的倾向。彩条布一直是徐坦所迷恋的现成品，在“关键词”项目中也随处可见，这次则被用作为椅子面的材料，建筑的面料使用的是软性的PVC膜，比起玻璃，既便宜又安全，同时，它们不试图成为对空间的某种硬性分割。而椅子及建筑们的骨架是由轻型钢材搭建而成，这些材料来自上一次关键词学校的举办地青岛Cowin Global，它的产品包括超市推车、机场手推车等，徐坦取用的就是其中的不合格产品，把它们从青岛运到了深圳，而最小的那个“密谈室”的框架则是用运输所使用的物流木箱改造的……
这些细节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正好体现了徐坦的思考与实践方法，以及对艺术活动的独特理解与体会，在与这个展览的策划人黄专的对话中，他把艺术形容为河流，“在河流里，工作生存是合一的，河流一直往前流，不断地有碎片式的视觉艺术意义的“结晶物”被抛到两岸，看到这些结晶物，不是像得到一幅画、一个雕塑、一部影片或者有什么结论，而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关于这条河的情况”。也就是说，展厅里可见的那些东西，甚至展览本身都只是一些“结晶物”，一些无法回避但也不必排斥的结果，但徐坦真正希望人们把握到的是那些他们亲历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经验遭遇。在观念艺术的概念越来越干瘪、贫乏的今天，他试图通过对身体力行的强调，而使概念充盈起来。
在这个叫做“关键词”的艺术项目中，徐坦既是在审慎后撤，也是在刨根问底；在这个语言工作室中，他既是在做语言/意识的调查，也是玩“可能的语词游戏”，至于他和我们通过这些关键词能不能触摸到某种社会意识，以及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些暂时次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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