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所指”是个伪命题
以《艺术买比》为例，再与吴味《<艺术买比>的“艺术所指”何以产生？》商榷
吴味先生在《<艺术卖比>不是“淫秽表演”——兼谈艺术制度的缺席》一文，借用了“能指”、“所指”和“语境”等大量结构语言学的概念对《艺术买比》这一行为艺术进行阐释，挂到网上引起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同仁的质疑，吴味又以《<艺术买比>的“艺术所指”何以产生？》为题撰写了一篇回应读者质疑的文章，笔者读完了此文后，还依然迷惑，质疑。
吴味先生理解的“艺术所指”这个概念，借用他对《艺术买比》的分析就是，艺术工作者当众的性爱行为表演作为一个艺术符号，其背后所指示的是该作品意在讽刺中国当代艺术过度商业化的文化现实———‘艺术如同卖比’，其作品伤感地传达了一个自85美术新潮一路走来的老艺术家如今破碎的艺术理想。”这显然是对“所指” 概念本身的歪曲。笔者认为， 对“所指”概念理解，要追溯到结构语言学中去的。按照索绪尔对“结构”概念的理解“一个符号的意义不是来自他本身而是来自它其他符号。”即“能指”和“所指”作为二级符号本身本身不具有意义，单纯谈一方面是不会产生意义的。
符号具有任意性但是一旦约定了就具有强制性了。如果硬要将艺术家成力的性爱行为艺术与作品所讽刺的意义成为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这忽视了符号的一个基本特性即“约定性”，吴味文中对《艺术卖比》阐释是：“‘性爱行为’实际上模仿的是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卖淫行为’，大横幅‘艺术卖比’的‘卖比’就是提示，而社会上的卖淫行为是一种商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对人性、道德、良知、责任的践踏（至少以今天的人文认识来看还是如此。被迫卖淫也是强迫者在践踏）。而这种践踏人性、道德、良知、责任的卖淫行为与当代艺术的无耻商业化行为，在追逐铜臭和丧失人性、道德、良知、责任的形式与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艺术界常常以‘妓女卖淫’来嘲讽那些无良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商人等的原因。”（见吴味艺术国际的博文《<艺术买比>的“艺术所指”何以产生？》）吴味的阐释已经过度了，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环境中，性爱都没有这样约定。从行文中不难看出，吴味先生对“能指”和“所指”等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概念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即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与艺术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同。吴味先生用了自己都搞不懂的西方后现代哲学中的概念进行阐释《艺术买比》，又怎么能把问题阐释明白？又怎能让读者理解？读者又怎能不质疑吴味的阐释？
吴味先生行文中一直强调“语境”这个词，并强调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艺术买比》的意义，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确实在美术馆、画廊、艺术展示空间等特定场所任何东西或行为可以展示为艺术，这其实也不是吴味先生的观点，而是美国著名美学家迪基的观点。但是笔者理解的“语境”一概念非吴味先生理解的“语境”概念。在此笔者不想再去用晦涩的语言去定义“语境”，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或许大家就会明白了，比如说玫瑰花象征了爱情，假如一个男孩子给一个女孩子送玫瑰花，这表明男孩子对女孩有爱慕之情，可是如果在明清以前，男孩子给女孩子送玫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男孩追求女孩这层意义。为什么？这就是语境决定的，我们当下的社会移植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玫瑰的这层含义，所以我们能理解到这层意思。在西方，“语境”也被引入到艺术批评中，麦克·巴尔和诺曼·布列逊合写的《符号学与艺术史》（Semiotics and Art History）一文中也一直强调将艺术放在特定的语境（context ）中进行理解。麦克·巴尔和诺曼·布列逊的“语境”，即是指艺术发生的特定环境，对艺术品的理解要放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去，也要放到艺术自身发展的历史境遇中去，这类似于余英时先生提出来的“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 夏皮罗关于“非模仿性”艺术的谈论是基于两个与我们讨论的“语境”相一致，首先是虽然艺术品具有物质媒介和形式的无法化约的特征，但是艺术品品质是在特定历史时间内的整体社会的活动、体制机构和意识形态之中表达意义。其次是虽然艺术品作用于其他社会现象并与之形成关系，但这些艺术品自身就是物质和社会现象。他关注视觉表征的形式和实践中的“自然特征”总是与特定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些文化的某些方面历经数百年而变化不大。还有对历史上特定的观者在赋予艺术品意义中扮演的角色保持兴趣，并承认观者的社会和文化气质。这个角色部分是由生理决定的，部分是由社会传统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如果我们将符号学中“语境”这个词搬过来分析《艺术买比》这一行为艺术作品，即要放在这一艺术发生的特定空间环境中去阐释它，又要放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笔者看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谈，都无法产生吴味所言“《艺术卖比》的‘艺术所指’—— 中国当代艺术无耻商业化问题的针对性（作品观念）的虚弱性”这层意义。
总之，吴味先生用了以“艺术所指”何以产生为题，以“所指”和“语境”等结构语言学的概念分析《艺术买比》何以产生意义，吴味先生文章中所揭示的意义要不是他的主观臆断，要么就是跟着艺术家的解释走了。纵观吴味先生的文章不单没有把意义阐释出来，反而更把读者搞糊涂了。理论方法是为了解决问题，绝非像吴味先生这样把问题复杂化。这也难免不让人怀疑其有卖弄词汇概念之嫌。
余论
笔者对吴味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所指”和“语境”等概念作了词源学的澄清后，可这种澄清并不敢言笔者就真正的理解了西方后现代哲学中从结构主义到结构主义这一条线上的基本概念。笔者也深有感触，很多搞当代艺术批评的人都在套用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词语进行批评，好像离了这些词汇，就无法把问题解释清楚。可恰恰用这些很唬人的概念又把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吕澎先生撰文《传统刚刚开始》曾批评过这种现象。笔者愿意和同仁吴味先生都该好好反思下了，笔者认为时代尽管浮躁，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静下心来做研究，把基本的概念和发展脉络搞清楚了再写文章也不迟，早在上个世纪初，胡适先生就曾撰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似乎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警示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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