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诗学，当代艺术与文化政治
正如前面所言，即便是现代诗学意义上的“意”，也未能超越范畴论，只是不同于古典诗学及其政治教化功能的是，其更意在体现主体性及其抒情性。这一点，其实已为高名潞所自觉，他已发现“观念艺术一开始就回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说。现实是理念的影子，艺术（在柏拉图时代意味着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只有理念才是本质的、真实的。……这无疑是想用认识论替代视觉论（形）和先验论（理）。”[90]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是认识论替代了视觉论和先验论，也没有超越范畴论。在范畴层面上，三者并无不同。
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最终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形式主义，比如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等；另一个是观念主义，比如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
这样一种分化表现为两种文化政治观念和主张，一是精英政治，另一个是大众政治。前者偏右，后者偏左。但在根本层面上都左，都激进。而且，后者的生成建基于对前者的反省。
问题是，现代诗学的这种分化已然形成了一个悖论。精英主义主导的语言唯我论和形式主义，本身还是一种范畴论。大众主义主导的意义唯我论和观念主义，同样在范畴论框架之内。就像本雅明说的，在机器复制的时代消殒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韵味。[91]在范畴意义上，我们只是看到了现代诗学的技艺、形式或观念、意义，但失却了韵味。
不可否认的是，从80年代’85新潮美术运动，到90年代以来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近距离写实”、“青春残酷”、“卡通一代”等无不植根于观念艺术及其范畴。[92]从这个意义上，“意派”之“意”试图超越这一观念主义范畴论。问题是如何超越呢？毋庸讳言，“意派”并不单指形式主义，但是又包括形式主义，“意派”也不单指观念艺术，但是也包括观念艺术，而且不管是形式主义，还是观念艺术，背后都有一个本体论预设，即“意”。因此，“意派”的超越体现在既不回到形式主义，也不是强调观念主义，而是一切是否以“意”作为预设或前提。
那么，什么是“意”呢？如前面所言，“意派论”尽管作了界定，[93]但这一界定并未置于历史的维度上，因此不论古今，皆在其中。
高名潞说，“意派”是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派”依凭于抒情（意境）、写意（意义）、表现（会意）及其绝对的主体性。问题就在于，“意派”是否对立于再现论，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其非但没有颠覆再现论，反而包括再现论。有时候，其“意”恰恰是在再现的过程中得以充分表达和体现。比如唐宋宫廷绘画与元明清时期的写意传统中，其“意”体现得亦为不同，这当然是建基于中国画传统之笔墨性。也就是说，恰恰是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特别是元以来，重要的不是画了什么，而是怎么画的。但是，元以前实际上并不尽然。今天，当我们观看或欣赏一幅魏晋、唐宋时期的人物画时，不得不承认，语言、形式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绘画内容。[94]也就是说，“意”及其抒情性不是体现在绘画内容和画面形式中，而是更多体现在笔墨、线条中。这其中，实际上同样隐含着不同的文化政治主张。不同的时期，诸多作为“士大夫”的画家，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并以艺术的方式付诸于社会批判。
如果说这是“意派论”的现实根源的话，那么，我们再看高名潞在“意派论”一书中所举当代艺术案例，如80年代以来舒群、王广义的“理性绘画”，黄永砯的“禅—达达”理论及他对转盘、洗书和灰尘系列的论述，谷文达关于“图式与灵性”的论述，徐冰的“天书”理论，以及李华生、张羽、张浩、张洹、王晋、宋冬、朱金石、隋建国、展望、蔡锦、苏笑柏等艺术家的创作。[95]显然，尽管不乏语言本身的“意”之所指，但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画面内容和形式上的所指。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是一种再现的方式，只不过再现的不是具体的物象，而是“意”。或者说，它是以一种非“意”的方式再现“意”。在这里，“意”不是手段，而是绝对目的，更重要的是手段与目的是对立的，而非重叠的。
正因如此，现代诗学不仅对于当代艺术，且对于“意派论”，亦不乏启示意义。现代诗学失却了“意”之目的功能，尤其体现了“意”作为手段即文体及修辞、语言之意义。如果说“意”在此体现为形式主义及其抒情性的话，那么现代诗学层面上的“意”之手段与目的是合一的，而非分化的，更非对立的，即形式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对于作为观念艺术的当代艺术而言，现代诗学的意义在于如何以“意”的手段重构观念。而观念本身是否“意”并不重要。因此，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观念本身转向“意”。因此，“意派”实际上是从一个范畴论转向另一个范畴论，不仅如此，而且转向具有一定预设性条件的范畴论，甚至是一种范畴化的范畴论。如他所说的，张彦远所谓的“理、识、形”三者契合、错位交叠形成了“意”，这本身就意味着“意”同“理、识、形”皆在同一个范畴层面上。这也决定了，不管艺术语言是否转向“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意派”之“意”本身并不能超越范畴论而开启出新的视野。或者说，“意派”之“意”还是在形式主义和观念艺术的框架之内。
之所以说“意派”依然处在范畴论层面，还在于高名潞将其视为“元理论”。在他看来，“意派”首先承认世界关系处于契合之中，比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在人、物、场的关系，或者从艺术表现层次上，在理、识、形的关系中，都要认识到契合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意派”的核心，不同于再现论的分离、对立和极端的立场。[96]对此，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高名潞反复强调“意派”是基于颠覆再现的理论自觉，所以潜在地已与再现论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另是元理论不仅具有范畴化倾向，还具有本质主义意指。如高所说的，不论如何，首先必须承认契合关系，此即“意派”之核心。[97]在此前提下，“理、识、形”、“人、物、场”无非是不同的实体性显现而已，因此其依然囿于“范畴论”框架中。
问题是，我们固然可以认为“理、识、形”三者是整一的，但是西方抽象、观念、写实就一定是分裂的吗？[98]不要忘了，在其背后还是有一个背景，正是这个整一性背景导致了三者表面的分离。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也许是基督教传统，也许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意”之层面上具有超越的可能，相反，笔者以为，恰恰是在西方看不到背景的背景下或看似分离实非分离的层面上才具有超越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古典诗学意义上的“意”及其对政治伦理或现行政制的认肯和倡扬，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和观念艺术之“意”则建基于政治伦理内在的反省与批判，其诉诸于政治正确与否，而非艺术语言的好坏、高低、深浅之判断。正是在这个现实背景下，“意派”试图对此有所反省，虽然其没有明确回到古典诗学之“意”，但事实上还是意在回到古典诗学。然而，即便是回到古典诗学，也并没有超越现代诗学之形式主义和观念艺术。窃以为，这才是“意派”的真正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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