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转向又成为一个问题，每当艺术界中出现让艺术转向社会，而不是让艺术回到艺术，或者语言的声音，就会引起相当的敏感，其实这种敏感不是唯独于中国的现象。
把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与“中宣部”相联系也不合逻辑，因为这个机构并不存在于每个国家。如果把艺术的转向，解释为一种可以人为设定的新方向，这就关系到了存在于艺术中的“权力”，后者的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此，如果说因为存在的“艺术霸权”，艺术就应该告别社会，那也显然不对，因为社会学，和社会学中的问题不是一个概念。就如“庸俗社会学”这个帽子式的名词，可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问题，而绝不是某种“高贵社会学”的反义词，或社会学的代名词。
如果要质问艺术有没有方向，还不如问艺术是不是存在，因为只有存在才需要面对，你面对的就是你的走向。如果要问艺术需要不需要方向，还不如问需要不需要反思，就如行走，每走一程，就需要思考，以免于撞到南墙。
艺术家有理由怀疑、质疑艺术乃至社会的说教，也有理由确立个体的社会乃至艺术价值。以此，艺术家就能够基于自身价值秉持社会的理想，和作为思想的艺术表达。就如内格里所说：
“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否认世界的大众的本体论的空虚，而后者则确证这种空虚。前者因此也就在修辞上操作，后者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工作。前者对这种空无避而不谈，后者则饱受此空无之苦。前者把世界的舞台还原为一种美学的装饰，而后者则实践地理解世界。结果，只有革命者能够实践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与存在有着真实的联系。因为他们认出了这点，即创造这个世界的正是我们，是其所是的人类。因为它（世界）对意义的缺乏也是我们意义的缺乏，而它的空虚也就是我们的空虚。”
这里的“前者”是指向那些将艺术用于掩饰自我，乃至掩饰社会，而忽视、掩饰、回避现实的真实和严峻的现象。而艺术的介入就是对于虚拟社会，乃至虚假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不把艺术仅仅当作艺术，而是当作对于生活的表达和解释，这也就是对社会的反思。
因此，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是说艺术需要走向一种还原的、当下的、现实存在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是基于每个艺术家个体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定位，是艺术家个体自觉意识的体现。作为主动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艺术是对现实，或社会的反映、干预、质疑、改造。这样的艺术不是单纯的反映论，而是主动论，它为真实的当代艺术寻求判断原则，它要确立的是作为价值判断的当代艺术，而不是确立作为形式主义的当代艺术。
社会学的后现代批判
说到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就特别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以及现实与艺术理论的纠缠。
晚近的社会学理论家Zygmun Bauman 在其《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ity Modernity, 2002 ）中，清楚地指出，当前人们所置身的现代性形式，“现在”已意味了资本主义的质变，亦即：资本主义已经从“沉重”的（ heavy）转型到了轻的（ light），从固态的（solid）转型到流动的（fluid ）、液态的（liquid）或液化的 ( liquefied）。在Bauman 俨如第二次巨变（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历史诊断下，古典的批判理论业已失效，必须另谋他途。
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变迁， Bauman 在目睹一个“旧时代”的凋萎时，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在其规范价值上不予同情，甚至对过去的已死鼓盆而歌：
“那个重的／固态的／系统性的现代性，充满着极权主义的倾向。 在那个现代性的基本偶像中，正是福特主义的工厂（ Fordist factory ），将人类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所有的自发性和个人创造性都被禁止进入；这正是与韦伯理念型近似的科层体制（ bureaucracy ），… 正是全景监狱（ Panopticon ）… ； 正是老大哥（ Big Brother ）… ； 正是古拉格（ Gulag ）… ”。
70 年代以后，随着理性改良的凯因斯国家— 福特主义工厂的危机，整个论述氛围明确的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哈维（Harvey）同詹姆逊都以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为后现代时期的开端。资本国际化流动这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由此成为后现代文化现象的策源。哈维发现自此以还，人们对时空的体验有了戏剧性的改变。进而言之，空间甚而可视为一种美学范畴：
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这些曾经镶嵌在一起的，“重的”现代变迁动力变得相形黯淡失色，既受制于新自由主义霸权，也受到反对“国家主义”的的压迫。
崛起于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其拥护的激进自由市场对应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认识论，更建构出一种 “民萃式平等主义” 的乌托邦承诺。事实上，“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这句柴契尔夫人名言，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被视为内在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由于新自由主义刻意地把 “市场-个人” 安置在 “社会（与国家）- 阶级（层）” 的对立框架中，更由市场与追求 “自由” 的措辞合而为一，成功地在道德上进行了更新与垄断。
小政府与自由市场的配套；和对组织性工会的猛烈攻击，一个取消垂直体系（社会与国家）而重新水平化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于焉成了80 年代以降的重新道德化的“进步”运动。由此，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与稳定性全面瓦解。就如Giddens 对***的新诠释：“无责任即无权利”。据此，极端的个人化，自助（ self-help ）遂成削减福利、紧缩***的替代婉称。在这个意义下，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意愿的撒手，自然都是可欲的。
综合言之， 80 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福特主义工厂与阶级政治的核心位置从公共政治论述里移除。生产中心（ production-center ）的政治论述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中心（ consumption-center ）的政治霸权。
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性分析撤守，从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哲学的工具理性批判。阶级主体不复成立，目之所视都集中到了“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这个“俯拾皆是压迫”的新场域。至此，社会批判难以避免地朝向了美学化（各种反文化）与超历史的激进抒发，追求最小差异，或差异被无穷化开发，致力于催生各式各样追求认同／差异的后现代“微政治”（ micro-politics ）。
以此，西方的启蒙意味了一个辩证的悲剧过程，虽以文明化为始，但却以（新）野蛮主义告终，纳粹其实是其文明化（ civilization ）的内在表现，而非例外。整个现代性启蒙传统，从传统左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新左翼的意识形态批判，最后终于耗竭在后现代理论家的手上。
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的乐观倾向都奠基于战后发达国家富裕年代，对他们而言，关连于阶级解放的“庸俗政治”，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矛盾无关痛痒。因而在现实上是终结了现代政治变迁的 “左VS右” 历史杠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寻求美学的解放，最后泊靠在政治美学化的嬉戏中。
美学战胜伦理学，图像战胜叙述，朝朝暮暮的残缺破碎得以高视阔步，成为社会和知识关注的聚焦点，永恒真理与一统政治则退居一边。阐释脱离了它的物质和政治经济基础王国，转身投靠文化和政治实践的考量。
哈维（ 1990 ）便认为沉溺于无穷差异、朝生夕死的后现代理论，成了现实政治上的“市场民萃主义”（ market populism ）。 Jameson 亦言，貌似激进的后现代理论乃是取消了左翼批判传统的“深度模型”（ depthlessness model ）。 Jameson 认为当今的晚期跨国资本主义（或消费社会）意味了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而后现代理论的文化批评与美学品味正是与之符合，并共同对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成熟与高潮。
依循哈维的调节理论解释，后现代理论的消费中心“市场民萃主义”性格，其实是亦步亦趋地符合了“新自由主义-后福特主义”打击了“凯因斯主义- 福特主义”的政治路径与经济变迁，这也是后现代理论得以风行的原因。亦即，唯有前者的市场消费自由（政府对市场的去管制化）与利基化的弹性生产（所谓后福特弹性积累模式）的两相配套，方能符映一个几乎无所限制的消费中心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从效果上，后现代理论的政治观与新自由主义者无异，与新自由主义者相仿。在后现代理论成功地抗拒“社会国家”这个理性权威的同时，其实也邀请了另一个更具强制性，但也在规范意义上更不具公平性的权威（资本）进入了-市场。如此结果，不啻是取消了社会本身，或是陷社会于市场化趋势之危。
由于后现代理论政略对于这种社会市场化的趋势无忧或无视，反而一厢情愿地把市场或社会的市场化，当作一个能够尽情观赏众生差异的万花筒，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攸关解决诸如不平等、贫穷、隔离等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方案，充其量只能径以美学化的（抵抗）方式进行庆祝。也正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利益与后现代理论的旨趣如此亲近，故当新自由主义取得政治霸权而大肆攻城掠地时，西方的“进步”学圈自然也随之出现亦步亦趋的对应消长：传统左翼论述的大退潮，而后现代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则被发扬光大。
后现代理论在这种反整合、拒绝大叙述、否定整体观的背景下，发现的新政治领域，其实是以“阶级”与“（社会）国家”的退隐为历史结构前提。然而，此一转变却具有另一重意义。
就像黑格尔所理解的，因为市民社会必然会在内部产生了他自己的（阶级）敌人，故私有财产本身所永难化解的恒久焦虑就是不安全这个阴影恐惧。对照之下，如此加强的剥削，与贫富悬殊现象，其实都在“新自由主义-后福特主义”的全球化情势下达到了高水位。在日益升高的社会两极化趋势中，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阶级议题日渐退隐，浮升的反而是人的多样性（ diversity ）。这使人不得不怀疑“多样性”可能扮演一个掩盖社会两极化的措辞角色。那么，似可如此质疑：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下最激进、最不可化约的差异他者-阶级，为何反而在后现代理论中被稀释，或是视为某种大叙事的幽灵而被作为“庸俗”而拒绝承认？
西方思想界的理论更替从六○年代的结构主义（Claude Levi- Strauss），到七○和八○年代，陆续出现的解构主义（Jacques Derrida），后结构主义（Michel Foucoult），心理分析（Jac -ques Lacan），以及后殖民主义与新复古主义等学说，不断的在带动学术思潮。但就如哈德所说：“人文科学在九○年代末期呈现了支离破碎的景象，几乎到了陈腐的地步，整个学界都充斥了悲观气氛”。这种对于社会现状的失语，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洛诺维兹教授就说：“人文理论已死了十年”。 2000年《帝国》（Empire）一书的出版，是新世纪西方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就如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对语言的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而“帝国”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启动了整个思想界的社会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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