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跟踪采访到24位全国政协委员中的“艺术圈面孔”，发现不仅一些原本就是话题的现象，被他们作为提案申报，更有很多不被关注的艺术问题，也成为热议的焦点。(文中受访者均为全国政协委员)
富春山居图
2010年两会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就“两岸关系”答记者问，提及由于历史原因分藏于两岸的元代黄公望画作《富春山居图》时感慨道：“画是如此，情何以堪。” 2011年1月，两岸终于达成协议，《富春山居图》中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剩山卷》和藏于台北故宫的《无用师卷》，在隔海相望60余年后，将于6月在台北合璧展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向记者介绍说，此次合璧展出，标志着两岸文化交流被进一步推进。对于公众十分关心的此次合璧展之后，《无用师卷》能否返回创作地——浙江富春江畔再次展出的问题，郑欣淼称，就两岸目前磋商的结果来看，《无用师卷》暂时不会在大陆展出。“但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将来总有机会回来展示。”
郑欣淼还向记者介绍说，2012年台北故宫将举办《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大展，届时，北京故宫还将借给台北故宫20余件藏品。“一些民众认为这样的单向交流不对等，但作为博物馆，我们希望海内外同胞能够欣赏到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据郑欣淼透露，尽管台北故宫目前还没有将藏品拿到大陆展出，但是在今年北京故宫筹备的“兰亭大展”中，台北故宫还是决定拿出一些资料和文献。郑欣淼说，“两岸交流不可阻挡，两岸的同胞也都想看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瑰宝。”
而2010年两会期间，提出“《富春山居图》在原创地合璧展出”的提案，引起温家宝总理关注，并加速促成了《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重要人物之一、艺术家何水法，则略有遗憾地对记者表示，“按我的想象，这个展览应该在去年完成。因为去年正值《富春山居图》创作660周年，而且创作年和2010年一样，都是庚寅年，非常有意义。”
文物保护
2010年底，清华大学百年古建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学堂突发火灾，9个消防中队的308名消防员赶至现场扑救。因此，文物保护中的各种问题成为此次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华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庭皓认为，文物保护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目前受到很大冲击。比如虽然法律明文禁止，但还有不少文物保护单位，打着文化企业的招牌，当作企业资产来经营。“如果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这种现象就能杜绝。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当作当地政府资源，随意处置。”张庭皓还说，在城市改造中，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古代民居被拆除，除了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专家团队对这些文物建筑进行研究，缺乏对古代民居的价值判断。另外，古代民居的所有者，也缺乏对建筑的价值认知。因此当政府拆迁时，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或者获得赔偿，这些所有者并不会诉诸法律。使得违法的拆迁即便受到各方批评，也因没有原告而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普及认识并重视文物建筑价值的观念也很重要”。张庭皓在今年的提案中，特别建议实行文物督察特派员制度，对于破坏文物、违反文物法进行非法建设的行为严格监督。“这些督察特派员应由国家文物局派驻各省，和当地没有瓜葛，受文物局委托来监督。”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张柏，则就各地不断兴起的文物复建现象向记者表示，文物复建要慎重，首先不能破坏原址。其次，复建后的建筑性质是现代建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物。第三，复建的设施中，应尽量留有完整的文献资料。张柏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要复建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除了有形的文物实体，文物的概念也越来越广泛。很多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纳入文物范畴。比如少数民族的服装，过去认为不够文物级别，近几年却被外国人大量收购，运往境外。而《文物保护法》中，由于现代少数民族服装不够年限，因此并未禁止出境，大量流失后造成很大损失。田青说，收藏中具有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很大，比如风筝、面人、杨柳青的年画，过去“上不了档次”，然而由于传承不力，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就使得它们变成文物了。田青认为，传承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观念。“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好看。因此，国家再怎么提倡保护都没有用。保护传承的根本在于民族的文化自觉性。”
文物捐赠
本刊曾就个人文物捐赠的路径不畅做过题为《文物回流困境》的报道(见2010年9月10日第八期)，今年两会期间，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处长余辉就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简称《捐赠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余辉向记者介绍说，《捐赠法》自1999年9月1日施行以来，较为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捐赠法》的一些缺陷或问题逐步暴露出来。首先，《捐赠法》没有规定明确的管理部门和明确的监督方式，造成公益事业管理存在一些困难。出现的问题是，募捐活动大多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登记制度，随意性较大等。另外，缺乏对公示制度的具体要求，因此实际捐助活动公开透明度不大。捐助资金分配及使用不够公开，引起了捐赠者的疑虑和不满。余辉说，在捐赠过程中，一些知情人，掌握到一些不合法行为，比如某些捐赠款项被挪用，当他去举报的时候，法院却以他不是直接受害人，而不予受理。因为只有捐赠方才能诉诸法律，所以丧失了大众监督。
因此，余辉建议，应该明确民政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另设监督机构，扩大诉讼的主体范围，为了使公益性捐赠得到社会监督，使其透明公正，知情者可以作为公益性诉讼主体。法院可据此对公益性捐赠的相关案件立案。
此外，余辉建议给公民建立捐赠档案，当公民捐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除落实现有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应对捐赠者给予社会认同和多方关怀。例如在原有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扩大税收优惠幅度，建立国家功勋制度，根据捐赠财产的额度，给予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为捐赠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VIP服务以及其他VIP服务，增强激励机制。
余辉说，现有《捐赠法》仅就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以及境外捐赠方面的优惠作了规定，但捐赠物品的抵税问题，特别是文物、珍宝等无法直接开具现金收据，捐赠普通物品的价格核定也缺乏法律依据。他建议，核定文物、珍品价格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参照市场行情，普通物品的价格可参照《产品质量法》关于制造商、销售商、消费者三类人群的划分形式，对三类人群捐赠物资时按各自的实际付出分别核定捐赠额度，以体现社会认同的公平性。
此外，余辉还建议在《捐赠法》中对媒体报道作出原则性规定，使媒体充分发挥正面的引导作用。
三馆免费开放
2011年初，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出台《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之后不久，中国美术馆即宣布免费开放，成为“三馆免费开放”话题的主角。
原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对记者说：“三馆免费开放，在真诚拥护的同时，不能将免费范围绝对化。中国美术馆目前都是临时展览，没有陈列珍贵文物，因此观众不会太多。但如果一旦有好的展览，还是要限制一定的客流。”杨力舟举例说：“以前美术馆引进过国外好的展览，当时很多人来参观，空气流通不畅，不但观众感到不适，对展品也是一种损害。”杨力舟认为，限流的最直接途径还是售票。“此外，美术馆除了免费开放外，还要为参观者提供各种学术报告、导览解说以及展览衍生品等服务”。
除此之外，杨力舟对于此次三馆免费开放并未涉及的博物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文物博物馆，以及在古代遗址上建立的博物馆，要有计划地免费开放。“比如故宫博物院，一进大门就是文物，开放多年，600年的地砖都被踩坏了。所以过去外国人批评我们破坏性开放。”杨力舟说，对于文物博物馆，“保护第一，开放第二，然后才是免费开放。”杨力舟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对博物馆的财政投入，不光是贴补门票，更多地要加强对建筑的维护以及文物的研究宣传。
就故宫博物院是否也会步入免费开放的行列，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回应说，故宫博物院属于遗产性建筑，本身就需要保护。因此，不但不会免费开放，而且今后还有可能限制一些客流，具体的限流办法正在研究之中。“故宫博物院最多曾经一天接待过14万游客，不限制不行。”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亚太地区联盟主席张柏认为，博物馆免费开放，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多家博物馆免费开放”。他说，除了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遗址博物馆以外，其他博物馆都应该免费开放。“过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不会去博物馆，免费开放后，他们也可能会去，次数多了以后，兴趣就会培养起来，对提高整体文化素质起到推动作用。”张柏认为，“现在一些博物馆担心，免费开放后游客反而少了，主要是服务没有跟上，比如，展览不再经常更新”。张柏说，免费开放后，博物馆的压力会加大，应该通过博物馆内部改革，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业务水平，让公众满意。
中国美术馆现任馆长范迪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术馆此次免费开放，作为馆长感觉压力很大，毕竟京城独此一家。而且各界对免费开放后的场馆设施是否符合需求，观众能否文明参观，会不会有老人提着蔬菜来美术馆洗菜，会不会有观众躺在展厅的休息座上睡觉等类问题都表示了担忧。
不过，令范迪安欣慰的是，这些担忧的情况自免费开放后都没有出现。记者采访时，正值中国美术馆免费开放一周，在这一周的时间内，除了出席两会的各种活动，范迪安每天都会抽空到美术馆，在展馆中观察参观者的反应。他发现，公众进入美术馆后，互相之间会形成一种文明观展的氛围。比如，谁要大声喧哗，旁边的人就会投来责备的目光，谁对着展品拍照，也会受到指责。所以美术馆在某种程度上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范迪安说，公众的素质在提升进步，作为美术馆，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观众就会满意。
艺术品资本市场
2011年秋季，徐悲鸿作品《巴人汲水图》以1.71亿元人民币创造中国近代书画拍卖价格最高纪录。中国艺术品市场再次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记者在两会现场与徐悲鸿之子、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谈及炙手可热的艺术资本时获悉，20年前，一幅题有“天地何时毁，苍然立古今，平生立动意，对此一沉吟”的徐悲鸿自画像，在香港拍卖市场以100多万元港币成交。使得中国画首次突破百万港币大关。徐庆平受邀在香港某媒体撰文时提到，这个价格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艺术品应该有的地位。“中国艺术博大精深，其中所体现出的智慧不是当时100万港币所能代表的。”徐庆平认为，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1.71亿元人民币的《巴人汲水图》才真正说明了中国画的价值。“父亲之前的三张油画，一张是《愚公移山》稿本拍出3000多万元人民币，《奴隶与狮》以5000多万元人民币成交，抗战期间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以7000多万元人民币成交。当时就有美国评论文章称，徐悲鸿最近三张画作屡屡打破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纪录，从整体上抬高了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徐庆平认为，这是对中国艺术品的国际肯定，说明中国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其实艺术品价格很大程度是被画商操纵的，如果国力不强，在西方画商操纵的情况下，中国的艺术品价格很难上去。”
在中国艺术品的国际关注度越来越高时，政协委员也开始关注艺术品资本市场。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的提案就是加大力度支持建立艺术品资本市场。他向记者介绍说，现在各地都在兴办文交所，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很高，闲散资金充裕，但是由于投资渠道不畅，很多热钱被引入楼市、股市及黄金市场。“政府在加大力度调控房价的同时，应该引导这部分撤离资金进入艺术市场。”许钦松说，艺术品资本市场应该有融资平台，比如按照文交所的方法，把艺术品打包上市，使艺术品证券化。另外必须建立整套的监管机制。目前艺术品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还不到位，出现的问题很多。特别严重和致命的是艺术品的真假问题。许钦松认为，应该建立全国系统的艺术品认证中心，艺术品和其他物品一样有权威的证书，两者捆绑在一起进入流通领域。此外，应该建立一个国家评估机构，确定艺术品到底值多少钱，最后就是要建立艺术品抵押制度。
书法教育
随着近几年艺术市场的火爆，和绘画密不可分的书法传承成为政协委员思索的问题。
徐庆平今年的提案就希望能够提高国家音体美和书法课的教学质量。书法在我国教学中被安排在中小学的语文课堂里。按照国家规定，每一个星期都应该有一节书法课。但是由于这些课所占的考核比重太小，学生、家长以及社会都不重视，往往形同虚设。徐庆平认为，教育部应该强调这些课程的重要性，提高教育质量。
和徐庆平一样，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的提案，也是将书法引入正式的中小学课堂。吴为山说，“书法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创作。汉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风格，如果弱化了传统书法的教学，其实就是对中华文化载体的淡化。”吴为山说，现在的年轻人，电脑使用熟练，很多人却写不好字了。而文字不仅仅是一个书法问题，更是时代审美、理想以及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曾有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国家应该重视书法在青少年中的教育水平。
艺术家王成喜认为，目前书法市场良莠不分，很多书法爱好者热衷创新，在王成喜看来，应该提倡传统的书法艺术。真正的书法艺术是独一无二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载体。比如，汉字中的每一字都有一个主笔(主要笔画)，人民的“人”，右撇很重要，告诉我们，做事情也要有主次。从来的“从”字，两个“人”完全一样，但左边那个稍小，体现了中国人互相关爱，包容的独特观念。再比如，任何一个汉字在书写时，第一笔和最后一笔都很重要，这也是一种观念，告诉人们做事要有头有尾，不能草草收场。王成喜说，书法将中国哲学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创新者首先要考虑到让人看得懂，创新也要有个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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