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基默尔曼的随笔集《碰巧的杰作》中有一句话：“艺术为我们更加充分地体验生活提供了一些线索。
可能在四年前，所有批评家都会以为中国当代艺术会被自己的贪欲噎死。但依现在的形势而言，好戏即将散场，只是并非祸起萧墙，而是实为猛虎般的外力所为。也正是这种外力，才使得这场大戏在结束前竟有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至少“艺术救市”论是抛出来了。我不是市场专员，也缺乏实地操作的经验，因此在这方面无甚高见。不过，我想谈谈在阅读基默尔曼随笔集时的一种心情。他行文委婉流畅，懂得作为一名专栏作家如何把深刻的艺术观念传达给大众，而在一宽容的趣味推而广之时，你很容易发现他内在的幽默、睿智、冷静以及对艺术的价值判断。回头看看这四年来的艺术历程，会发现我们缺乏的就是基默尔曼这种可称之为“可爱”的精神。因为可爱，我们才有心去疼惜、爱上艺术这个事物；因为可爱，我们才能学会观察、思考，建立起自己而非他人的判断。我们的现状恰恰相反：批评家过于急切地想界定一种艺术现象，艺术史家力图快马加鞭地构建一部未完成的历史，艺术家则多快好省地赶制自己的风格。总之，我们在激情高涨地共同完成一件必须有结果的事情。
有一件与艺术无关的事情，我不得不提。10月份的一则新闻说，欧盟在新发行的一套小面值钞票上印上了妓女的形象。这个大胆泼辣的举动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杜尚指着一把铲雪锹说：“我宣称这把铲雪锹是艺术品。”艺术之为艺术就这么简单。自从艺术独立于宗教、科学，几个世纪以来，艺术观念几经更迭，至今陷入唯名论的困窘和独裁。在艺术世界里，艺术家或艺术史家之于艺术，如同上帝之于创世——由他来创造日月星辰，制定法则。
法国哲学家德·迪弗有专著专门讨论艺术及其命名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欧盟的这一套印有妓女形象的钞票却容易给这一种艺术的特权造成反讽和尴尬。欧盟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色情业和非法务工，具有道德劝诫的意味。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件艺术品，在艺术意义可以无限繁殖的世界中，无疑它是艺术品，而且具有某些杰出的品性：它制造了震惊，拓展了道德的界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亚文化问题。然而，以下的一个假设却容易让问题变得很尴尬，也就是欧盟无视我们对这一套钞票的任何艺术定义，而拒绝道：“这本来就不是艺术。”
一件非艺术品可以质疑艺术的特权，杜尚当年宣称“这把铲雪锹是艺术品”，也许这把铲雪锹更愿意做一把普通的工具，但它没有言说的权利。同样，1917年杜尚的小便池《泉》和1964年沃霍尔的《布利乐盒子》的价值都建立在依附于普通现成品的艺术观念之上。毋庸赘言，艺术品的逻辑是一套自身生效的法则，也暗含着一种十分隐蔽的话语霸权：你必须是艺术。17世纪自康德区分美与崇高以来，艺术进入了一个被阿瑟·丹托称为“美的滥用”的时期，而在以多元价值为主导和缺乏本质探讨的今天，当代艺术无疑容易陷入“权力滥用”的自信。
这几年，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大脸、光头和绿狗的批判已经达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高名潞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泡沫大师和皇帝新衣》中，只欠指名道姓，已经到了以“中国的艺术家智商都到哪里去了”为标题的地步，大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不满。这当然与艺术家的智商无关。当代艺术史赋予艺术家的不正是这种全能者的权力吗？他可以指鹿为马，点石成金，因为一切他指认的都可以成为艺术，从而使得他可以先入为主地以艺术的名义，与奢侈品、上流社会、明星事业直接挂钩，而唯独缺乏艺术创作的精进。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