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与艺术体制”所面临的问题

【编者按】去年10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邀请批评家鲁虹先生主持的“首届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论坛”成功举办，首开当代馆以论坛方式举办学术活动的先例。今年同月，当代馆举办“第二届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论坛”，并设该论坛为一个年度性的学术活动。

首届论坛是在当代馆举办第九届上海双年展期间召开，本届论坛召开的时间也确定在“时代肖像：当代艺术三十年”大展展出期间，这样一种学术配置，既使学术研讨有一个可参照的展览案例，又使全国各地的批评家们有机会参与到当代馆的展览活动中来，可谓一举两得。

本届论坛邀请批评家贾方舟出任主持，主题确定为“当代艺术与艺术体制”。这一主题的提出是鉴于“当代艺术”与“艺术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近年出现的微妙变化。

论坛邀请李晓峰、龚云表、徐可、孙孟晋、令狐磊、龚彦、李旭、卢缓、贾方舟、皮道坚、邓平祥、陈孝信、顾丞峰、吴鸿、朱其、王端廷、朱朱、杨卫、盛葳、凯伦.史密斯等国内20位专家学者与会。

当代艺术在本质上始终对现行体制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和批判性立场，这使它在天性上与体制存在一种距离感。方力钧“像野狗一样生存”形象地说明了当代艺术家拒绝豢养的态度，但从美术史的角度看，当代艺术家的这种前卫姿态并不能改变他们成功后的结局：进入博物馆。反过来看，体制对当代艺术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体制对当代艺术最初也是处于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从对首届上海双年展（1996）的宣传策略上就可以看到很好的例证。但时隔16年后，当代艺术不仅在上海获得了官方的宽容、包容，而且以体制的方式——建立中国大陆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获得认可。文化部、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甚至中国美协等公立机构对当代艺术也都有一系列相关的积极举动，当代艺术与艺术体制所发生的这些微妙变化，构成批评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学术话题：体制中的公立美术馆和美术机构应以何种立场与姿态介入和参与当代艺术，如何为建设全新的当代文化格局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及当代艺术家如何与这样的新体制保持适度的、恰如其分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李旭（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当代艺术与当代体制，对于我个人非常有感触，从策划2000年的双年展到这次的肖像展，体制都是在不断进步。体制内工作的朋友都理解的，在整个当代艺术界在走向未来这个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样机构的成立，现在暂时来说是在全国第一家官办，以当代艺术命名的公立机构。上海双年展一系列的举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上海似乎还在暂时领先中。其实当代艺术圈都是期待整个艺术生态，中国大陆当代艺术生态能够随着体制的演进不断变得正常化或者是常态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其实我们都会谈到体制的问题，除非你是不依赖任何的官方政府的机构而存在的一些项目或者是机构。当代艺术界对于各种体制的依赖或者是之间相互微妙的关系是天天都在发生的，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发生。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 有的时候我看艺术史，我觉得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虽然我们现在处在跟西方全球化，跟西方很多在物质上、商品上、信息、技术是统一的，但是在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我发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西方法国19世纪后半期的状态，处于官方意识形态，带有后集权时代甚至带有封建半封建意识的统治体制中，同时我们的艺术正在追求自由、追求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家追求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当今、当代艺术社会的背景。

中国当代艺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不断在突破体制这么一个过程中进行艺术创作，使中国当代艺术获得发展，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来讲，他有两个体制，一个是社会体制，一个就是艺术自身的体制。任何体制某种程度上都是从无形当中找到有序，但是他从无形找到有序的同时也会制约新的艺术的现象。实际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也没有一劳永逸好的体制，说一个艺术家他的创造和发展的动力永远来自于对于体制的突破，对于艺术外的社会体制的突破和对于艺术之内的一种自身体制的突破，到西方现代主义之后，艺术的突破和发展更多是艺术内部自身的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

邓平祥（批评家）： 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可能和我们的政治是一样的，在形式层面是差不多的，我们有心智的能力，我们没有责任的能力，这是非常大的问题。用动机的道德观取代了结果的道德观，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层面，尤其是体制巨大的问题。

另外，体制问题。体制也进步了，无论是从侧面的角度，或者是政绩的角度支持当代艺术，我们都很欢迎它，这都是好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失去自身的立场，保证精神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独立性。我觉得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会经历从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不要指望一件事情在一天之内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要对中国的艺术有信心。社会体制，主要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本质就是利益分配，不管是社会体制、艺术体制。核心是价值观，而且建立体制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体制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会一直走在体制之前，这样的艺术才有意义，反之是没有意义的。

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当代艺术，显然当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当代艺术就是一种全面性、开拓性具有文化批判性的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康定斯基说艺术是不断向上的精神三角形，顶端的艺术就是开拓的艺术，它是不断向上的，新艺术永远是一个由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新的艺术原创性的艺术在它刚出现的时候肯定是不被机制所接纳，也不被具有思想保守的人接纳，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一个现代社会，它给予当代艺术什么样的地位，这就是现代社会文明和开放的程度。

我觉得当代艺术欣赏、教育、推广、普及的活动，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事情，也包括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媒体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也应该很好的跟上来。当代艺术研究和理论建树，这也是机制中被忽略的部分，所以我想，要谈到当代艺术和它的机制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吴鸿（艺术国际网主编）：作为体制背景下的美术馆，他可能会体现出所谓专业体制或者是通常体制；第二是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也分几个阶段，简要来说，妖魔化、时尚化，2000年是妖魔化的过程，之后的时尚化，今天的主流媒体对于当代艺术是产业化的角度；第三是教育，在中国没有教育的框架，我们一谈到艺术教育都是体制内的，对于当代艺术的接纳，或者是研究，更多是体现出来语言孤岛，艺术机构，在今天更多是体现在文化产业，或者是叫做文化地产，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今天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之前所说的所有东西都会影响到当代艺术创作的层面，所以这也是在当代艺术和体制各个层面发生关系而产生的异化。

杨卫（批评家、策展人）：我是一直在体制外，所以我非常有兴趣谈论这个话题。来了以后，没有想到看到这么好的展览，从这个展览的过程，因为几乎参阅我从学画到从事批评整个历史，整个历史还原，我有一个通俗的感觉，当这些作品离开现场，呈现是另外一个感官。这些作品已经在历史里面呈现了，或者说它已经是定论一些作品，所以重新再看的时候，脱离了它的语境非常有意思，由此想到其实是一个体制在起作用，当然是一个学术体制，把这些作品抽离原来的现场呈现是另外一种景观，这个景观就是学术、体制造就的一个观看的模式，提供了观众，提供后来人对于历史欣赏的角度，这就是一个体制的关系。内部体制对未来艺术的束缚确实是存在着危机，当然官方体制是对于整个当代艺术整体群体面对的对手，但是当代艺术内部的对手，它已经造成一批成功艺术家，或者已经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对于未来艺术没有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的一种制约，这一块是我们内部更值得警惕跟担忧的东西。

盛葳（《美术》杂志副主编）：如何讨论当代艺术和体制的关系，传统意义上谈更多是涉及到体制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利用反抗和收编这样二元论的矛盾描述和理解当代艺术和体制之间的关系。85新潮是体制内部的运动，他们与体制之间有对抗的关系。实际上体制内的革命，而且是线性革命，用新的东西取代旧的东西，从体制内的力量来看是85新潮美术主要的一种方式。

李晓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这些年来中国体制发生的变化对于当代艺术态度的变化我觉得非常有启示，其实体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以非常平静从容的讨论，也说明体制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正常或者是理性了。我们讨论体制，首先并不是为了博弈胜负，谁胜谁负不是目的，而是在博弈过程当中呈现一种力量、张力，以及力量的走向，所以我们与体制内外的关系，包括当代艺术与体制概念之间的关系绝不可以理解为挣胜负挣地盘，而是清楚彼此之间的界限。

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对体制有过分的要求、奢求，要让体制的责任降到最低，如果对体制有过高的要求，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体制给我们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和很重要的议论权，只要能保证这样一种张力，博弈的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它保证了一种未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