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能指与所指是借用索绪尔语言学的概念。在语言学中，能指是指语言的音响形象，这个音响形象是语言声音的心理印迹，是感觉的声音表象，属于听觉性质;所指为语言的音响形象所指涉的事物的概念、内涵;语言的能指、所指的整体就是语言符号。那么，相应地，艺术的能指就是指艺术的视觉形象，进一步就是指这种视觉形象中的艺术形式关系;艺术的所指就是指艺术的视觉形象所指涉的事物的概念、内涵;艺术的能指与所指的整体就是艺术符号;艺术的意义(能指的意义或能指的所指的意义)就是艺术中的所有符号及其关系构成的对事物的言说所揭示的人的终极性价值(对人的存在本质的观照)，显然，艺术的意义不是传统艺术或现代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中的内容，“形式与内容”对应的是“能指与所指”。
在原始艺术中，艺术的能指(艺术形式)简单、明确，能指的所指也简单、明确，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在原始层次上的明确对应;艺术是满足原始简单的生活实用，其审美、意义问题尚未自觉;原始艺术与原始生活不分，可以说：原始艺术就是原始生活。如张家桥遗址的石器、贺兰山岩画《太阳神》、甲骨文等。在传统(古典)艺术中，艺术的能指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物”(典型化)，它是一种仿生学的明确而固定的具象、意象形式，能指的所指是一种现实叙事，也非常明确而固定;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在较高层次上的明确对应;艺术的目的是文学化叙事性审美(抒情)，表达一种明确的人生、社会、文化立场。可以说：传统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的提炼)。艺术与生活开始分离。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陈宇飞《占领总统府》、郑板桥的作品等。
在现代艺术中，艺术的能指是一种心理学想象的非具象形式或非现实具象形式，形式的内在关系开始变得丰富、复杂，能指的所指是一种神秘的潜意识指涉，丰富、复杂、不固定(解读依赖想象力)，传统艺术那种固定的所指消失;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心理语境中的模糊对应;艺术的目的是形式主义审美(心理学表现、抒情)，它以艺术自律的陌生化形式间接表达一种笼统的拒斥社会(文化)的立场，客观上是对人的心理学的解放，超越了传统艺术。可以说：现代艺术是“生活的梦幻化”(带有乌托邦色彩)。艺术与生活继续分离。如达利的《记忆的永恒》、康定斯基的抽象作品、波洛克的抽象作品等。
在历史前卫艺术中，艺术的能指是一种陌生化的社会语境关系，由特定艺术符号(由艺术家独创或独特选择)与陌生化语境中的物品(非特定艺术符号)构成(艺术媒体彻底解放而走向泛媒体时代，使艺术绝对化的自由表达成为可能)，形式内在关系具有模糊性和无限性，它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形式(与社会学有关，是克服现代艺术心理学的开始，但未完全摆脱心理学 )，艺术能指开始引入社会语境;能指的所指是一种不明确的社会、心理指涉，复杂多变而不易说清楚，这与现代艺术利用心理学做具体的潜意识指涉还不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陌生化社会—心理语境中的无限的模糊对应。艺术的目的是以陌生化的社会—心理学形式表达某种神秘化的社会观念思考(现成品包括身体的能指形式关系及其表达有“巫术化”色彩)，间接表达拒斥社会的立场。艺术开始走向“观念”(艺术成为某种思想载体)。可以说：历史前卫艺术是“生活的巫术化”。艺术并以“神秘观念”的方式重返社会学(传统艺术是“反映论社会学”)，艺术与生活开始靠拢。如杜尚的《泉》和《大玻璃》、博伊斯的《美国爱我，我爱美国》和《如何向死野兔解释绘画》、谢德庆的《户外》和《艺术·生活》、杨志超《种草》和《烙印》、顾德新《捏肉》等。
在后前卫艺术中，艺术的能指是一种泛生活化的语境关系，由特定艺术符号与泛社会(生活)化的语境中的物品构成，它是一种泛社会学形式(能指摆脱心理学)，较明确(比历史前卫艺术明确)、也比较局限;能指的所指是一种泛社会生活语境中的生活现象指涉，也比较空泛、局限;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生活语境(不陌生)中的宽泛对应;艺术的目的是表达笼统关注社会生活的观念。“艺术就是生活”或“生活就是艺术”后现代艺术观念开始真正得到体现。可以说：后前卫艺术是“平常(平庸)的生活”。如安迪·沃霍尔的波普作品《玛丽莲·梦露》和《可乐瓶子》、奥登伯格波普作品《衣服夹子》等。
历史前卫艺术和后前卫艺术是前卫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两个阶段，在艺术实践中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实际作品也无法截然放开，后前卫艺术只是更生活化。前卫艺术能指的陌生语境化和泛生活语境化的极端发展，导致前卫艺术发展到后来在“怎样都行”的观念下越来越无意义化、虚无化。
如何克服前卫艺术的无意义化、虚无化成了艺术发展到当代的核心命题，重建意义也是人类在当代超越后现代的核心命题。
让艺术通过特定的形式深入社会生活的特定问题语境，从终极的角度，揭示问题背后的特定生命意义，成为艺术在当代的一种可能性选择。这种可能性就是当代艺术——作为我的“问题主义”的当代艺术，其艺术的能指是一种特定问题语境关系，由特定艺术符号与特定问题语境中的物品构成，它是一种特定问题社会学形式，很明确，随着问题的动态变化而衍生;能指的所指是一种问题社会学语境中的特定问题——存在问题或生命问题、终极问题、自由问题的指涉，明确、丰富、动态且具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特定问题语境中的丰富、具体、动态的对应(随问题变化而变化);艺术的目的是表达特定问题针对性的观念——直接追问人的特定意义(价值)，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形而上哲学问题。而“意义”是人的生活的本质所在，所以可以说：当代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如金锋《秦桧夫妇站像》、周斌《国徽》、小奶花《男性胸罩》、片山《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变性丈夫怀孕”生活行为、“开胸验肺”生活行为、“穿法袍上访”生活行为、“水下内阁会议(马尔代夫)” 政治行为、“穿上她的高跟鞋行走一英里(美国)”社会行为等。
这里“特定问题针对性”既可以是艺术家的“艺术行为”，也可以是普通人的“生活行为”，只有在问题针对性中，作为人的生活才可以说是“自觉”的。所以，艺术与生活在更高级的“意义”层面合而为一。
它的方法论是一种基于“感性的理性”问题社会学研究，这种针对特定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入的“感性的理性”社会学研究，才能触及特定问题的人的存在的哲学(形而上)本质，从而追问人的特定存在意义，所以，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还不如说是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艺术、哲学、科学在人的意义的“感性的理性”诉求中合而为一。
“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是后现代艺术的“艺术就是生活”观念的进一步实践，艺术在更高的层面——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回到了艺术的起点，即艺术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而今天艺术就是人的有意义的生活。
在“问题主义”的当代艺术中，艺术的本体就是人的本体，或者说艺术的本体就是人的本体以艺术方式的呈现;艺术不再是审美的，而是观念的;不再是情感抒发的，而是问题反思的;不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或“感性的理性”的;不再是愉悦的，而是追问意义的……总之，艺术不再是艺术的，而是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所以，从“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的角度，我曾说：没有艺术，只有生活;没有艺术家，只有人。
因此，作为“问题主义”的当代艺术克服了前卫艺术(历史前卫艺术、后前卫艺术)能指意义(能指的所指)的神秘化、巫术化、泛生活化、乃至无聊化、虚无化，为艺术在后现代之后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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